空器

“此时此地”的现实 The Reality of “Now and Here”

2007-11-19T16:58:00.000Z

(发表于《建筑师》2007：05 Vol. 129）

冯路

去年四月，在离爱丁堡大学不远的一个街角咖啡馆里，我一时脱口而出，把“表现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标签式的词语贴在了刘家琨的身上。当时我刚从一个冗长的学术会议中脱身出来，而他结束了一天的游览准备离去。此前，刘家琨刚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做了名为“处理现实”的讲座。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题目。我的贸然用语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在他的建筑实践中，总能显现出一些特定和具体的现实问题。这里所说的“显现”，并非得自通常意义上的外观，而是指一种“可见性”：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建筑形式如何显现其产生过程中那些不可见的支配力量，以及那些力量所达成的势力关系。对于在现实环境中的建筑实践而言，建筑的最终形成实际上是现实中各种支配力量之间冲突与妥协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业主或资本意志，技术能力等等之类。它们常常处于变化之中，并非恒定不变的因素。因此，对于某个具体建筑实践而言，势力关系的达成往往是在该处产生的一个即时性结果。刘家琨所声称的方法论 – 在“此时此地”情况之下 “处理现实”[1] - 正是指建筑师促使各种支配力量在具体建筑实践中达成即时性关系的做法。然而如果我们同意建筑实践必定也必须与现实支配力量相关，那么，任何一个具体的建筑实践都无法避免“在此时此地处理现实”。如此，我们就面对一个疑问：有和不同？实际上，区别恰巧在于：那些现实支配力量是否能够积极“显现”，建筑实践是否能够带来一种关于“此时此地”的“可见性”并引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认识。这种“显现”未必是建筑师有意的产物，然而却离不开他们所具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刘家琨建筑实践所显现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于两种支配力量的可见性。其一，技术；其二，资本。对刘家琨而言，这两种力量的可见性分别突现于他的乡村建筑与城市建筑之中。以下各以一例说明。

成都乡野，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内砖墙外混凝土浇筑的双层墙体正是当地低端建造技术作为建筑形成过程中支配力量的显现。“低技策略”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还不如说是情急之下的被动反应。它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问题：清水混凝土的“现/当代建筑图景”与中国乡村并不与之匹配的低端建造技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揭示了一个相对更为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国现/当代建筑的发展并非本土建造技术发展相生之物，其形式上首先得自于一种外来的“现/当代建筑图景”。那些别处的建筑从其所属的地域关系中脱离出来，经由各种渠道转化为流动的﹑普适的﹑“无地方”的“建筑图景”。而后，这些建筑图景构成建筑师设计概念的参照并进而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参与到新的建筑实践当中，从图景再还原为建筑。在“建筑图景”的全球化进程中，建造技术并不总是如影随形。这正是刘家琨在乡村建筑实践中面临的关键现实问题。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与其说是当地地域建筑的新模式，还不如说是普适的﹑全球化的“建筑图景”在中国成都乡村的一个新版本。凭借建筑师对于当地低端建造技术的创造性使用，这个新版本因此并非简单复制的产品，而是一种地方性的重新建构。它并不立足于一种依靠地域特色或传统力量而对抗的政治姿态，相反，它产生于热烈拥抱全球化建筑图景中所发生的异变。如果说鹿野苑的清水混凝土形式具有一种批判性的姿态，以区别于那些似是而非的“传统风格”﹑“欧陆风格”又或者粗糙的玻璃幕墙之类的“现代建筑”，那么这种批判性并非得自于全球化-地方性﹑东方-西方﹑先锋-通俗之类的二元意识形态结构的对抗，而是首先来自当代“建筑图景”自身所具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次出于建筑师对“此地”技术力量的尊重与创造性利用。因此，鹿野苑所含有的批判性意义并不在于不同外形样式的选择，而在于它显现了一种当地低端建造技术的活力。这种活力表达了形式及空间创造与技术之间的本源关系。比照那些依赖“现代化”的通用建造技术却生产出劣质品性的建筑，鹿野苑反射了它们所信奉的技术符号与象征主义的虚假允诺。

钟馆，四川安仁博物馆聚落。安仁镇的博物馆聚落计划，显然是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经典类型。这些小城镇依靠创造“文化景点”而试图寻求旅游业以及商贸交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在这里，资本是真正的支配力量。钟馆项目包括博物馆与商铺两份内容。刘家琨在这个项目中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博物馆与商铺两种不同建筑品性的矛盾，并以此应对建筑自治与资本主导之间的冲突。通常而言，博物馆总是与干净纯粹﹑安静﹑具纪念性的建筑空间与形式相关，总是处于建筑师创造并把握的空间秩序之下。与之相反，商铺则往往代表着混乱世俗的场景，以及不为建筑师所控制的更改变化。刘家琨首先默认了这种习以为常的二元划分。但他并不将二者简单分开，也没有采用强制的风格统一，而是采用外商铺内博物馆的空间对比模式。杂乱的商铺形成了建筑的外部，博物馆的静谧空间构成了内部。这种内外之间的强烈对比显现了资本力量在建筑生成中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建筑师负隅顽抗的立场。与安仁博物馆聚落项目中其他建筑师对博物馆的建筑纯粹性的顽固维护所不同，资本与建筑师之间对于钟馆建筑主导权力的争夺并没有隐藏，而是最终被充满戏剧性对比的建筑形式与空间表达出来。作为项目支配力量的资本势力并没有被隐藏在“非商业”的建筑纯粹性之后。其他建筑师或者有意或者下意识地期待纯粹的博物馆建筑形式可以表达一种对于项目商业企图及资本力量的漠视﹑拒绝或排斥，然而这种以意识形态出发的对抗在现实之中只能成为一种虚无的姿态。资本力量并没有被解除，而是藏身于貌似无关的面具之后。“非商业”的纯粹的建筑形式避免不了它被“消费”为商业砝码，并在现实中促进下一步商业开发并创造价值利润的使命。而与此不同，刘家琨的钟馆则将这种资本力量的主导性直白地显现出来。该项目所代表的中国式的文化/商业二重关系经由建筑形式与空间的强烈对比而“可见”。如果说刘家琨的建筑实践在“此时此地”有其批判性，那么这种批判性不在于纯粹与杂乱﹑文化的与商业的形式对立本身，而在于显现了资本力量对于文化面具的借用关系，以及建筑学中习以为常的依靠纯粹建筑形式而对抗消费主义文化现实的苍白之处。

刘家琨的建筑实践总能显现出一些“此时此地”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如此“现实”，恰恰在于它们并非仅仅属于那些项目自身的“此时此地”，而更属于中国当代建筑学发展所遭遇的“此时此地”的困境。

[1] 刘家琨（2006），“我在西部做建筑”，时代建筑，2006年第4期，总第90期。

太多概念 (Too Many Ideas)

2007-01-31T22:53:00.000Z

杰里米·提尔（Jeremy Till）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教授
莎拉·威格勒斯沃斯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翻译：冯路
（发表于《建筑师》2005：12，No.118）

概要：一种建立在对理性主义的绝对信仰之上的启蒙-原教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下建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评价。然而，作为建筑学科的核心，建筑设计具有艺术和科学的两面性。如果我们要使建筑设计能够成为研究本身，那么我们必须建立建筑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论，而不是依赖于科学或者艺术学科对方法论的限定。对于建筑学而言，以设计为研究有两个特殊的特征：其一，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其二，设计行为具有偶然性。针对这种偶然性，研究需要两个手段来保证：一方面以意图来主导设计与研究，另一方面保持怀疑的批判性态度。建筑学研究就在一种有意图的行动和反思之间的反复过程中得以展开。

关键词：建筑学，方法论，启蒙-原教旨主义，以设计为研究，偶然性，诠释，怀疑

Abstract：Now the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is basically dominated by a kind of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However, as the core of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stands on art and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If we wanted to regard design as research, it could be necessary to conceive a self-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rather than methodologies from disciplines of science or art. The extraordinary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n the architectural contex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a synthetic act of research through which new forms of knowledge are created; the second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contingent. The response to possible trouble of contingen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driven by intent, the second by doubt. The research of architecture will be unfolded within the circle between action with intent and reflection with doubt.

Key words：Architecture，Methodology，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Research by design，Contingent，Interpretation，Doubt

我们在伦敦靠近一条铁路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一个居住和工作的房子[1]
伦敦的城市之趣不在它的正面；而在于它的背后
这个房子在一条被遗忘的街的尽端
前面的院门暗示着它后面的混杂；老式的柳木篱笆靠着新的钢栏
信箱在英国是红色的
上面，一堵沙袋墙意味着保护 – 听觉和其他的 – 从铁路边来的
沙袋会逐渐腐烂，而里面的沙子，水泥和石灰则慢慢变硬
留下表面斑驳的混凝土墙，上面有着袋子的痕迹
这墙不是漠视时光，而是让时间经它而去
场地带来灵感，我们以铁路旁遗弃的枕木为窗框；工人们称之燧石建筑学
沙袋的保护犹如给办公室围上了绷带
办公室通常与家居不一样 – 生硬的，光亮的，全体的（以及男性的）……
……但是我们的办公室被棉被包裹着，一种家用手段
工人们称之尿布；他们明白
办公室的下部支撑是用铁丝网拢住的回收混凝土块……
……废墟的记忆曾停留于此
住宅的立面把家庭内部的复杂带到了表面
住宅被稻草围着；厚厚的，让人舒适的稻草包
光滑而又毛茸茸的；并无当地的怀旧之情
通过它升起塔，书之塔……
一个在顶部有一个巢的垂直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以一年一百本书来算，需要四十九年才能摆满书架直到塔的顶端；那时候我们应该老得爬不动楼梯了
我们从餐桌开始，整洁摆放的布置类似一个平面图，如同建筑师让我们相信的世界的样子
但是一会儿时间之后，我们为平面不可能的纯净而烦恼……
……留下了使用的痕迹……
……它被我们记下在一个平面图里，一个行动的平面
一个被家庭琐事打断的内部
一个怀孕的食品库
一个身体的座位
在办公室里，跳动的顶光停止在伦敦逗留到最晚的绘图板上，一位有知识的莎拉在那上面察看她的布景

这儿描述的是莎拉·威格勒斯沃斯（Sarah Wigglesworth）和我设计的一个房子。在第一份介绍这个项目的主要出版物上，批评家描述这个房子具有“太多的概念”。这不是句赞扬之语。他还说这个设计是“自我纵容的”。同样，这句也不是。

在太多的概念和自我纵容这两个评语之后所暗示的是建筑文化中的一个明确的趋势，尤其是英国建筑文化。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建筑被当成一个对简单事实的明晰表达。从宏观到细部，有一个想法就足够了。成熟的建筑表达一致，并在局部保持完整。成熟的建筑看上去符合一种建筑发展的系谱，其中笨拙的瞬间，矛盾和混杂被毫不留情地校正了。建筑批评家们通过他们的写作建立这样的系谱，定义了一系列的风格，方法，技巧和品位。如果你符合其中一项，你就是一个建筑师。如果你定义了这些内容，你就是个伟大的建筑师。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内容，这些名目，你就被指责为任性，不成熟，自我纵容，也许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师。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喜欢它。太多的概念？简直就是犯罪。

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了建筑生产（来自建筑师）和建筑认识（来自批评家）的清教徒主义同时也会影响设计之中的研究和以设计为研究的工作，而这种影响是不健康的。我工作于大学，它的格言是：“寻找事物的缘由”。这种宣言提供了一种指导很多研究工作的范式。它声称事物之后均有可定义的缘由，而且这些缘由可以一种理性的实在论的方式被发现。这种范式的根源在于启蒙-原教旨主义（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信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以此为绝对真理的一种思想形态 – 译者注）。在这里，真知在一种合法化过程中传达，这种合法化主导了所有的面向公众的解释以及可被重复的测试。如果方法是一种通过经验主义的过程而进行的测试，那么信仰体系就是围绕一种“真相可以通过理性的质询而达到”的观念而构成的。在建筑学领域中，启蒙-原教旨主义的阴影可以在这样一些情况中发现：说明性的设计方法论、功能主义的过剩、对建造的必然逻辑的信仰，以想象的客观的技术作为客观发展的标志、风格的理性主义者的类型学规则、通过演算推导而得出的完美形式……等等之类。在现代电脑技术的帮助下，这些方法获得了新的动力，仍被不假思索地运用。

重要的是，这种对启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体系的信任是建筑学试图获得学术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系统假设了一种稳定的和可测试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既然事物 – 以建筑而言 – 的缘由可以客观地分析，所以事物 – 建筑 – 的制作就可以被理性地发展。学院中的教学变成了一种对规则的学习。学院中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对于“真理”的更精确地提炼的规则的总结。学院之外的实践则成为了这些规则的应用。通过对理性质询的学术合法化，强大的力量在学院中形成了。

启蒙-原教旨主义因而成为许多的建筑学之中的研究和许多所谓的通过设计而研究的一种指导性规则。在代尔夫特(Delft)会议上有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试图给设计行为安置一个规则，而实际上这种规则最终将给设计带来限制。采用太多的概念，是对这种不能包容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正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对于理性方法论的信仰的问题在于，在寻找普遍真理或方法时世界必定被严重地编改了。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不能接纳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性。他们从日常生活的不雅观中逃离，虽然面对其多样的、重叠的形态，却从有条理的、给人安慰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帮助。在对“真理”的寻找中，他们绕过了真实。他们不能容忍不可预知性，把人类行为缩减为一系列具有理性基础的规则。

但是，实际上，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们所描述的事物不是，也从来不会是，建筑学。建筑学一方面采用如艺术家那样的天才式的沉思，另一方面采用获得知识合法化的科学理性，而在这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中，建筑学有时候却忘记了将自己建立为一种自身主导的学科。这在代尔夫特会议中关于“进入设计之内的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和“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二者之间的模糊中体现了出来。前者试图解释设计的过程，但让我迷惑，因为这种解释是通过一些抽象的词语来展开的，这些词语让我不能理解。我估计这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已经不再做设计了。后者，即以设计为研究，本来是此次会议的真正主题，但看来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观念在建筑学中所具有的潜在的真实力量 – 建筑学所特有的对研究体系的贡献。在通过别人的研究方法来使我们自己的研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我们过于谦虚了。
对我来说，建筑学中的以设计为研究的特殊力量有两种。第一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通过它，新的知识形式被创造了。建筑设计必须在一个包含知识、物质、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广泛基础上展开。这种契约可以也应该采取研究的形式。以严格的和符合伦理的方式针对那些异常重要的条件来行进研究是设计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后，设计行为收集这些线索并通过综合（一种有意图的而非冲动的瞬间）而转换出群居和契约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让我们称之为建筑，实际上是新的知识形式，但是这种知识不是通过传统的对学者的借助来领会的，而是通过我们与认知、感知和存在之间的契约来获得的。如果导向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可被看作研究的一种方向，那么我认为设计就是一种示范性的研究形式，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对知识制定的定义不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模式。传统研究常常基于对已有事物的分析，而建筑学研究却是投射的和动态的。传统研究考虑客观性，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必然是思索性的。传统研究常常因为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正确性而困扰，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更关心结果。正如本·万·伯克尔（Ben van Berkel）在会议上所说的，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本身而是你发现了什么 – 一个很多代表应该学习的经验。

以设计为研究的第二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具有偶然性的。我认为建筑设计的一个可见的前景就在于它的真实的偶然性。建筑学总是向不确定敞开。它与超越它控制的力量相斗争。设计的过程不可能受制于方法，确定的过程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客户不是那么单纯的），建筑的过程向持续的不确定性敞开，建筑的工作是不可预知的。建筑学被引入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复杂的混合之中，在任何单一的层面上，建筑都被其他力量所偶然影响。
但是，这种真实的偶然性真的是一种虚弱的标志吗？我怎样才能使之成为一种力量呢？缺乏可以分析“事物的缘由”的确定性 – 这是知识层面的虚弱，因而偶然性被看作一种对建立稳定知识基础的妨碍。虚弱也存在于职业的层面。一个职业不能容忍它所不能控制的，因为它所不能控制的事物威胁了它整个的作为确定的真理、技巧和行动的掌握者而存在的理由。这样就有一个争论：一旦接受了建筑学被偶然性所影响的这一认识论上的虚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上的和建筑学研究中的虚弱 – 或者果真如此吗？

早期的马克思清楚地申明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不应该被看作为一种历史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他说：“人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如果我们用“建筑”一词替换“历史” – 人们创造建筑，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 –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建立在他的伟大之上。偶然性并非是建筑学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马克思还说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角色并非要摆脱历史的偶然性，就像先前的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那样的完善的整体叙事。他们所应该做的，马克思指出，是理解偶然性，特别是把历史（或者对我们来说，建筑学）看作一系列社会关系。在这种观点下，偶然性实际上是坚实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的催化剂，而决不是一种缺点。同样，柯布西耶的“不可言说的空间消除了偶然性的出现”[2]著名论断是注定失败的，正如很多试图摆脱建筑的偶然性的理论和方法论一样。
如果它被认为不可避免地导向相对主义，那么偶然性就不过是虚弱的一个标志。我这里说的是一种知识立场：其中没有某一个竞争的立场或争论能够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权威性。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依附于一个基本的信仰系统，但相对主义者对此表示拒绝。启蒙运动主义者不接受偶然性，但相对主义者将之吸收为知识探寻的真实条件。然而，建筑的偶然性并非必然导向相对主义以及潜在的虚弱状况。哲学家理查德·罗迪（Richard Rorty）认为偶然性使我们与世界建立一种个体化联系，被反语（irony）所定义。[3] 在拒绝所有关于基本真理的概念的基础上，罗迪把人自身定义为一种“偶然的（生理）组织”。但是建筑学不能接受罗迪在偶然性之中暗示的唯我论[4]，这不仅因为建筑学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学是公共的和政治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并因而不能通过一系列的个体的﹑唯我主义的反应而建立。用以替代的是，我们必须对建筑的偶然性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做出反应 – 对建筑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负责。依此，偶然性必然使我们可以拥有坚实的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s） – 即哲学家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Smith）所说的坚实的解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5]。这种解释避免了由建筑师和建筑教育者们偏爱的正统的方法论所带来的一元论态度。它们在面对世界的偶然性时比较具有灵活性，但是又并不被其所掩盖，因为这种诠释是建立在研究和用以判断的伦理（宽泛意义上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些诠释是负责任的。它们也许并不完美，不会和个人交流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带有一种政治意识。

那么，如我所说，如果建筑学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学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设计活动来进行研究呢？设计所处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其中充满了障碍和争斗的力量，那么它是否就不可能变得清楚或者超越相对主义式的反应呢？所有的事情都过于含糊了。我对此所采用的手段有两种。第一个是以意图来引导，第二个是怀疑。

建筑师的行动必定是有意图的。相对主义者的虚弱的反应是“怎么都行”- 其结果是取消有意图的行动 – 而坚实的解释学的反应是调查和研究偶然性的领地，然后做出诠释，再采取有意图的行动。依次，建筑学保留了一种抵抗的和挽救的潜能；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对日常世界中的力量做出反应：不但试图在那些力量的再形成中扮演角色（但不是唯一的角色，那是现代主义者的错误），而且还在此之前提防和压制这些力量。谦卑不是那种我们的大男子气概的职业易于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工作的偶然性的领域需要如此。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事情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于偶然性领域的含糊，我的第二个措施是采用怀疑的态度。你也许会问，怀疑如何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一种研究的基础呢？让我引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之语来做解释。他在就职哲学教授的演说中提出：“人们都清楚他们自己的研究，那是一种自身内在的无秩序。”[6] 一个哲学家用一种职业的怀疑作为他就职演说的开端 – 哲学，假定的真理的港湾；这真是奇妙。关键在于，梅洛·庞蒂把怀疑看作他作为哲学家和研究者的一种本质的条件。为了理解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记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拒绝逃离城市并坚持面对他的法庭审判，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的哲学视为一种“必需捍卫的崇拜之物，而是某种存在于和雅典人生活相关的思考模式”[7]。他最后被处死了，因为其给别人带来了不可宽恕的冒犯 – 让他们怀疑他们自己。七十五年后的亚里士多德则会选择离开，声称他不能让城市执行一个新的反对哲学的犯罪。如今在建筑学中有太多的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退却的做法，以一种对建筑纯洁性的知识化的保护模式来抵制社会将带来的玷污？我认为不能如此。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是更好吗？我相信如此。这是一种通过怀疑而收益的模式，把可能错误的东西坚定的拆开以使它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做法并非毫无希望的屈服。梅洛·庞蒂提倡一种在退却 – 根本的反思 – 达成契约 – 有意图的行动 – 几者之间的持续的运动。“为了真正地参与，我们必须退后以获得距离。”建筑学研究采取这种从退却到参与的运动 – 从不完全陷入（因为不加批判地屈服），但是也从不完全退却（因为难以置信的纯洁）。这种行动是建立在以怀疑为条件之上，如果没有怀疑，我们就永远处于忽视或强迫他人的危险之中。

这种怀疑也是教育的本质部分。没有它，教学变成对正统的传授。通过对规定的方法﹑遵循规则的学习﹑以及现状的延续之类的强制性要求，教师维护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权力。[8] 怀疑，在另一方面，鼓励了杜威（Dewey）所说的“沉思的智慧（reflective intelligence）”，凭此每个学生得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以面对竞争形势的多样性。在建筑学中，这种沉思的智慧是一种面对建筑领域的偶然性的基本准备。

建筑师﹑建筑学研究者和建筑学生必须在哲学家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所说的“断裂的中间（Broken Middle）”[9]的领地中活动，从基本信仰的不可能的纯洁和具破坏性的个体的“偶然性的（生理）组织”之间的争斗中离开。有趣的是，罗斯将建筑设计定义为一种思考的模式（或者用她的话说是一种观念和学习的构成），这种模式使人们可以在这个断裂的中间地带中操作。但是只有当我们足够自信地把它当成一种自主而无需从艺术或科学获得合法化的学科来讨论时，而且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地接受它的真实的偶然性之时，建筑学及其以设计为研究才能有效。如果我们可以，那么我认为建筑学就成为追寻知识和参与行动的一种可供效仿的模式，并且，在偶然性领域中，以设计为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绝对需要。

我从我们自己的居住和办公的房子谈起。我们俩都是学术工作者，也都是建筑师，在理论性的实践者与实践性的理论家之间的交叉中工作。我们的部分方式可能因其混杂和笨拙而无法应对英国晚期现代主义的统治性地位和残留的建筑讨论模式。更严肃的是，我们常常把项目视为一项以设计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试图把我们知识性的关注综合或压缩成某种物质形式。如果这些关注是多元化的，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并不一致，那正是如此。这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偶然性领域的自然特征，不能被简单的方法带来知识上的束缚，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概念。太多的概念，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 本文为2000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Delft）举办的“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国际会议的会议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之后作为会议最佳论文被再次收录于2001年4月的欧洲建筑教育联盟会刊（EAAE Newsletter）之中。
** 本文关键词与概要为译者所加。

[1] 相关图片在如下网址可以看到：www.swarch.co.uk/eaae
[2] Le Corbusier (1993), “Ineffable Space”, reprinted in Joan Ockman,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New York: Rizzoli ), pp 66-67.
[3] Richard Rorty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see Richard Bernstein's critique of Rorty’s argument and its apolitical nature: Richard Bernstein (1991), “Rorty’s Liberal Utopia”, 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258 -292.
[5] see Nicholas Smith (1997),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6] Maurice Merleau-Ponty （1963）,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Wild and James Edi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60.
[7] Ibid, p64.
[8] This attitude is typified in the truly frightening books issued to delegates at the Delft Conference.
[9] Gillian Rose (1992), Broken Middle, (Oxford: Blackwell), pp 300ff.

瓦园三惑

2007-01-29T17:37:00.000Z

冯路

（发表于《建筑业导报》2007:01 No.339）

十月七日，在当日闭馆的前一刻，我终于寻入瓦园。瓦园于我，有三惑。其一，图与物；其二，建筑与场地；其三，审美与社会学。

最先看到的“瓦园”，并非深藏在军械库展区末端处女花园内的实物，而是发布在网络新闻中的效果图。这张效果图有着国内建筑表现图像所特有的细腻和优美，宛如实物。然而所谓逼真终究并非真实，建立在图像中的意境也未必能实现在现实空间里。简单举例，图中树木形态优美，且枯枝无叶，和灰色的瓦面放在一起，很有些静默出尘的意思。然而现实中的处女花园却绿叶繁茂，树形普通。双年展九月开馆，意大利正处夏末之际，即便十月初秋，威尼斯也并不像北方城市一般满地都是落叶。图画与实景之差，就首先让我在步入处女花园瞥见瓦园的那一瞬间迷惑顿生。效果图中瓦园看似规模较大，效果颇佳，然而相比之下，实际尺度却要小很多。这其中，显然有设计变更的缘故，据说为展方条件所限，不能实现初衷。但是，也显然有效果图制作中设置广角或推远距离所虚构而成的宏大场景。效果图从来都不能反映真实感受，建筑师常借优美的图像应付业主，久而久之，却容易带来另一个危险：自己也信以为真，并把它当成考量设计的主要手段。话说至此，与其说我怀疑并质询建筑师王澍受限于图，还不如说我已经发现自身为图所惑的危险状态。

所谓园者，当以游为主。游园，就是一个动态的感受情景的过程。这个动态，通常由路径来引导。以我个人之见，这就是为什么瓦园的点睛之处恰在瓦面上有一条竹道曲折而上的缘故。这个设计概念本身抽象，干净简洁，取意在先而不拘于形。瓦园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内外”之间。中国传统园林所特有的空间体验，于我而言，恰在于那种游刃于内外之间的时空展开。内外相融，传统园林主要由曲径步道和竖立的或开或闭﹑或漏或透的墙窗门屏相应而成，简单说，就是游览路径和空间界面相互配合。然而游园总是在“屋顶”之下，虽偶有登高望远，或露天而行，但身体总是在“屋内”。瓦园却将路径设于“屋顶”之上，转折前行，身在“园内”而“屋外”。这就是它的有趣之处。正如策展人范迪安和王明贤在双年展图册中所言，“它是一个屋顶或者一片倾斜场地，亦或一处不同类型的花园”。然而瓦园之趣，却只在进入瓦园之后。依展览区路径进入处女花园，除了隐秘的正道，还有一条通畅的小径。我循小径而入，首先入眼的却是瓦园尴尬的背面。我的第二个疑惑也因此而成：此园与彼园，瓦园与处女花园，有着什么样的对话关系？

Photo ©冯路，2006

瓦园自为建筑而又自为场地的自足性似乎鼓励了它与处女花园这一现实场地之间无需建立更为亲密的对话关系。瓦园成为处女花园中的一个景点，而不是将处女花园转入瓦园之中。这其中或许有两处关键：一处在于瓦园得以成形的瓦顶斜面，另一处在于步道与路径。瓦片铺就的斜面过于专注“正面”效果，而轻待侧背之面。这种以固定正面视角为优先的考虑恰恰却是园林所需避免的做法，结果瓦园只能“游”于其上，而不能“游”于其外。同时，这也因为瓦园没有与处女花园现有路径产生足够积极的联系。这不仅在于瓦园对场地的呼应，只取主道而忽略小径；同时还在于瓦园自身之竹道与外部路径之间的微弱关系。

疑惑之三，在于所用瓦片的两种身份。瓦园所用之瓦，都从旧房拆除中收集而来。正如策展人王明贤在新京报采访中所说，大规模拆迁改造是中国当下城市发展的重要现实状况，因此采用拆旧废瓦在双年展上重新建造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在我看来，也非常切合本届关于建筑学和社会的主题。这些瓦片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建筑材料具有审美上的指向；另一方面也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当下大规模拆旧建新的城市发展，以及这种高速城市发展所包含的诸多严重社会学问题。然而让我疑惑的，正是在最终作品中，瓦园之瓦的审美指向成为被表现的主要内容，而其所特有的丰富的社会学内容却轻易地被消解了。瓦园中，王澍瓦面斜铺，展示许江《黑瓦•白瓦》组画的敞廊侧立于旁，二者形成一个从空间到物象的对话。《黑瓦•白瓦》清淡雅致，与瓦园意境到也相得益彰。然而恰是瓦片这种被强化的作为建构材料的优美，及其对传统审美的虚构指向，使其在纪录社会事件与历史中所承载的现实的灰暗与沉重被轻易化解。据说不少参观者都觉得瓦园甚美，然而仅仅“瓦园甚美”，却并非它理所应该唤起的全部评价。

Photo ©冯路，2006

极度城市(Ultra-City)

2007-01-29T17:25:00.000Z

冯路
(节选自《建筑业导报》2006:05, No.337)

地下空间可被视为城市的一个特殊层面，它与地面城市相平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属性。随着地下空间的大量应用，尤其是地铁系统的发展，在地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或者另一个“城市”，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的“普通城市”，这里称之为“极度城市”（Ultra-City）。极度城市与普通城市共同构筑日常生活空间而处于不同的层面，它们在物理空间中呈映射或镜像的对应关系，但生成完全不同的日常经验。

城市如若列斐布尔（Henri Lefebvre）所言发生于物质的聚集和交换，那么极度城市就起于另一类的交换和聚集。首先，它发生于移动，发生于场地或空间的交换。然而当移动线路增多并交汇在某处时，那些不同向量之间的交替转换又发生新的交换事件。交换之中含有交换，交换之中发生交换，犹如德鲁兹（G. Deleuze）所说的褶子。物质的交换发生于物质在不同人们之间的传递，而场地的交换却是由不同个人的移动来完成。前者的交换在一个预设的空间中进行，后者的交换却随着空间的展开而展开。其次，犹如物质在聚集之后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用以交换并产生不同的划分，极度城市可在场地交换过程中呈现不同的人群聚集形式。这种聚集是动态的聚集，因而它可以不必以高度中心化的方法来获得形式，它不必形成普通城市中的中心/边缘的二元模式，它不必因此而产生矛盾；相反，它可以具有均质化的外观，它可以忽视旧有的地域等级，它可以拥有差异但却相互混合。第三，极度城市也提供如巴塔耶（George　Bataille）所说的两种消费模式：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但其消费的主要对象不是物质而是时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消费的城市，一个用以消费时间的城市和传统的生产性城市或现代生产/消费混合城市完全不同。极度城市追求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和渗透，虽然传统的单一秩序无法适应这种需求，然而这种自由的保证也并不能在彻底的无序中形成。虚拟网络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矩阵（Matrix）。通过程序的自我应变，矩阵提供了可控制的最大化自由。矩阵是完美的褶子，它在交换中不断重新聚集；它提供均质化的形式，然而却不断地形成丰富的差异；它几乎是纯粹时间的产物，供应理想的自由。矩阵，或可作为极度城市的一种理想模型。

距离

2007-01-29T17:17:00.000Z

冯路
（节选自《建筑业导报》2006: 03）

Photo ©冯路，2006

11.2, 12:32
他说，批评与实践共同建构了二十世纪的建筑学。批评，或其构成理论，与实践就像硬币的两面。它们无法分离。通过对历史、文化和技术层面的合法化的确立，它们相互证明，并使新的建筑学展现出最大的社会文化价值。

11.2, 12:45
我想，硬币的两面从不分开，但却有着永恒的距离。批评与实践，又或理论与实践，正如知识的两种形式（如福柯所说，可说的与可见的形式），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距离。一方呈现，另一方面就自动隐匿。隐匿并非消失不见，而是，在距离的另一端，以不可见的方式在场。

11.2, 12:56
East Midlands 机场，我身处‘距离’之内。从S城到日内瓦。候机厅内黑色皮椅面对面相隔距离大约一点五米，可供陌生人平静相处，亦可供百无聊赖之下的随机交谈。黑色皮椅背靠背的相隔距离大约零点一五米，耳鬓可及，却永不相见，正如硬币的两面。

11.2, 18:40
他说，二战后的思想、信仰危机也打破了批评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合作。建筑实践变得自我信赖，内部沉思；而传统的激进的批判思想则将它自己发展成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际化斗争，这集中体现在六、七十年代。

11.2, 18:45
我刚离开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日内瓦的一侧。已经是夜色。步行距离并不长，从湖畔就回到了火车站。火车在夜色中穿行，半小时后，我就将到达今日的终点，洛桑。它在日内瓦湖畔的另一侧。

11.3, 22:00
洛桑真是个美丽的城。提着鞋，光脚走在湖畔秋末的沙滩上。我在水与岸之间，恰如走在硬币薄薄的棱边上。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依，而又平静相隔。距离，既远又近。

11.4, 10:50
离开洛桑，前往Lauterbrunnen，离开大湖，前往高山。途经Bern, 少为人知的瑞士首府，要去看Renzo Piano的Paul Klee博物馆。

11.4, 11:05
他说，在当下后结构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认识论下，批判只能是个临时系统。从多元化的平台出发，今天的批判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领域地图。这就是他的‘当代建筑学的地形’。而我刚离开洛桑车站的一号站台，在瑞士自然变化的地形中行进。

11.4, 15:44
Paul Klee博物馆今年方完工开放。它门前的红色钢构，概念来自于一九三七年Paul Klee的绘画作品Unstable Signpost。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杰出画家，康定斯基的密友，曾是Bauhaus众多优秀教员中的一个。车窗外已经可以看到大山，火车正开往Interlaken。Interlaken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当地称之为双子湖。我从未见过如此贴近湖面的火车，轨道距离湖边，也就一米略多的样子。

11.4, 20:34
Lauterbrunnen是Jungfrau山区一个在山腰上的小镇。我躺在一间叫Valley Hostel的小旅馆的单人床上。这是个单人间，不超过六平方米，窗框漆成天蓝色，透过窗户，远远地可见山谷。

11.4, 20:56
他说，在厌倦了表现主义之后，六十年代从艺术界开始有两种思考意义的方式。一方是极少主义，而相对的另一方，是波普。他说把Mies解读成最后的古典主义是毫无意义的。Mies是极少主义，是材料主义。Mies，或者建筑学，不能像艺术的极少主义者那样与外界完全脱离，Mies的思想是从材料性出发。一九六八年，是现代运动终止，而后现代登场的一个标志。这一年，Mies的柏林国家美术馆建成开放，而Deleuze最重要的哲学著作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出版。

11.5, 20:57
他说，经验、历史和作品通过它们的写作交织在一起。它们使得建筑实践变得具有传达性和逻辑性。从职业工作之中逃离出来，从经验与工作的孤立的领域中逃离出来，是为了寻找值得聆听的言语。

11.5, 21:29
小旅馆的走道里，有各种各样前人留下的物品。其中居然有日本当红女作家江国香织的小说，台湾的中文版。“一下子便抵达终点，而那里却是一片荒野。”她这样描述她与情人之间的爱恋。旅馆的另一边有一大群吵吵嚷嚷的韩国人，而我住的这边小楼里陆续来了三队中国男女，都是在英国读书的年轻人。像我这般单身旅行的，并不多见。

11.6, 8:29
俯瞰山间云雾缭绕，并不十分难得，只要登山就行。然而坐在火车里看着美景，却是罕见。此刻，火车攀爬在欧洲之脊的Jungfrau山区里。突然，窗外地面就有了冰霜，再突然，雪山已经从窗外扑面而来。十六年时间，三百工人，九点六公里的高山铁路，在二十世纪初，梦想成为了现实。

11.6, 13:47
从山上下来，上了前往Interlaken的火车，两分钟后开车。这是一趟精确的旅行，有如这个国家的钟表。今天，我要经过Lucerne、Zurich，去Basel。一小时前，我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Jungfraujoch，海拔三千四百五十四米。在车站邮局，我寄了张明信片给家人，他们在遥远的中国。

11.9, 14:21
Herzog & de Meuron 的建筑，总是让我产生既近又远的感受。明明就立在街边，却总是有不在场的幻觉。是否当极少主义的艺术品安置在现实场景中时，它们就必定存在硬币的另一面，就必定带你去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必定让你体验那种遥远而又贴近的距离。Basel这个城，就因为这些个建筑作品，并不只是H&de M的，成为一个充满内在距离的城市。这种距离给城市空间最大的张力，可见或不可见。我现在Basel机场，阳光灿烂。这个机场留下了最后一个有关距离的趣味，它的一半属于瑞士，另一半属于法国。

（注释：“他”，西班牙建筑师和理论家Ignasi de Solá-Morales，巴塞罗那建筑学院的历史和理论课程教授；“他说”，全部来自于他1996年MIT出版的Differences: Top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一书。）

Two Forms of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e

2007-01-29T16:52:00.000Z

Lu FENG
April, 2006.

Refereed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AHRA 3rd Annual Student Research Symposium,
Edinburgh, UK.
http://www.ahra-architecture.org.uk/events_2006_edin.php

程序

2007-01-29T16:24:00.000Z

冯路
（节选自《建筑趋势》Vol.2, 2005)

Image ©冯路，2006

数字化对建筑学的影响早已在多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在设计手段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建筑形式的生成有了新的方式，例如对于三维曲面的控制；而数字化系统的运用，不仅使设计工作与工业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而且使得非标准化生产不再成为困难，这或可成为所谓后工业时代的象征之一。另一方面，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的虚拟建筑学也在数字化带来的新表现手段之下成为可能。形式问题，是建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程序对于数字化也是同样如此。因此，以程序与形式关系来比较数字化对建筑学影响的两方面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在前者中，程序更多地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虽然工具的使用常常反过来影响设计的形成，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程序并不具有主导性。而在后者中，程序成为中心问题，形式的设计生成过程就是程序的生成过程，建筑形式与程序形式二者被一体化。所有停留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图像都不过是数字矩阵的外观，不过是0/1基本数字在不同矩阵下生成的程序界面。程序并非局部地介入，而是成为整体过程的主导。

数字化的有趣之处在于，利用不同的编码使得两个简单的数字0/1能够形成不同的空间矩阵，并因此产生“程序”再进而形成系统。程序，作为数字世界的规则和法律，创造了与传统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如果说秩序是为了达到某种力量的平衡，那么程序带来了一种不断变换不断更新的动态平衡。并且，这是一种开放的和即时的平衡，而在此之下也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建立一种秩序，常常是为了追求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甚至是永恒。在程序之下，时间真正地被解放了，永恒再也不是建立在历史化形成的认知之上，而是还原为持续的时间本身，而同时空间在时间的发生中内在地丰富化了。空间的发生变化与时间形成内在的关联，它不需要传统的身体运动并因此带来连续的视觉感受，它仅取决于随着程序的运行而发生的感官体验。

Shanghai Xintiandi: Heterotopia, Public Space, or Private Utopia

2007-01-29T16:01:00.000Z

FENG Lu

Refereed conference paper
Asian Mega-Projects: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 Pacific Architecture
June 9-11, 2005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http://www.arch.hawaii.edu/symposium/

FENG Lu (2005), "Shanghai Xintiandi: Heterotopia, Public Space, or Private Utopia", in Asian Mega-Projects: Proceedings for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 Pacific Architecture, eds. David Rockwood and Li Xiangn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表皮的历史视野

2005-02-02T20:47:00.000Z

冯路
(节选自《建筑师》2004:08)
http://www.abbs.com.cn/jzs/110.php

摘要：在建筑学中，建筑表皮是个不断转换的概念。建筑表皮的认识轮廓就在不断转换的概念中得以形成，而建筑表皮的定义就在这些转换过程中所显现的差异和相似中得以明晰。对于建筑表皮的历史视野，本文着重于自20世纪初现代主义至当代西方建筑学之间表皮状况的重要转换，并以此作为文章主要结构，依照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相关历史状况来展开论述。这三个历史状况分别为表皮独立，表皮自治和表皮事件。

关键词：表皮围护立面外皮/皮肤封套/外包界面转换独立自治事件

Abstract: In architecture, the term of architectural surface is not a stiff idea, but rather a dynamic notion in which different status follow mutative context. Therefore, the conception of architectural surface could be defined by those shifts of its notions leading to difference. As the historical horizon of the architectural surface, this essay would focus on three significant shifts within the period from early modernism to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be organized following the main structure with the terms of liberation of surface, autonomy of surface and events of surface.

Key Words: Surface, Enclosure, Façade, Skin, Envelope, Interface, Shift, Independence, Autonomy, Event.

建筑历史中，“表皮（surface）”不是一个清晰和单一的概念，与此相反，它具有复杂多样的内涵。例如，建筑表皮通常被理解为建筑空间的围护（enclosure），然而根据不同情况，建筑表皮可能指向围护结构的表层或围护结构自身。这种复杂状况很容易带来表皮认知的混乱。此外，当代建筑学被引入更广泛的理论和哲学范畴，“表皮”以其他同类词语不具有的复杂性与抽象性获得新的建筑学概念。并且，新的表皮亦非一个僵硬的名词，而是在不同语境中呈现不同内容的动态概念。因而，建筑表皮的认知轮廓唯有追随概念转换的轨迹方可形成，而建筑表皮的定义就在那些转换过程中显现的差异与相似之间得以明晰。
大卫•勒斯巴热（David Leatherbarrow）和莫森•莫斯塔法（Mohsen Mostafavi）在2002年出版的新书《表皮建筑学》中论述了自19世纪末建筑的外皮（skin）与结构相脱离以来，建筑表皮成为外皮与结构之间争夺的地点。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建筑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生产与表现或者建造与外观之间的冲突。此书于表皮主要论及建筑形式与技术，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空间亦为建筑学之基本问题并与建筑表皮相辅相成，其后建筑空间的发展历史几乎就是建筑表皮变换的历史。形式、空间、功能与技术为建筑表皮的四个相关层面，而建筑表皮的物质–本体和精神–表现则为两个基本属性，它们共同参与表皮转换历史的陈述过程。因为在现代主义带来的重要转换中表皮开始具有抽象性，而这种抽象性使表皮得以成为当代的建筑学概念，所以本文主要叙述20世纪初以来表皮的独立、自治以及成为事件的三个关键历史状况。这三个历史状况并非依次替代的发展阶段，也不完全局限于固定的时代，而是三个密切相关的不同历史序列。它们并不描绘全面的整体历史，但是却可以勾画出表皮历史的总体轮廓。

导言：表皮内外

2005-02-02T20:45:00.000Z

冯路
(节选自《建筑师》2004:08)
http://www.abbs.com.cn/jzs/110.php

1．当建筑被视为一个观念上的“物体”时，它拥有观念上的表皮，被称之为“建筑表皮”。
2．作为“建筑表皮”，它应具有表皮所具有的抽象性和物质性，并能通过视觉传达信息。因此，“建筑表皮”具有物质–本体和精神–表现两种基本属性。
3．建筑是有空间的，这个“物体”因而可被当作是空心的，所以其具有内表皮和外表皮，或者说“建筑表皮”分为内表皮和外表皮。同时，建筑依靠“建筑表皮”作为边界区分了内部和外部，而内表皮所围护的是就是内部空间，外表皮之外的是外部空间。
4．当“建筑表皮”的伸展为完整状况时，内外表皮截然分开而内外空间也截然分开；当其伸展被打断时，外表皮通过“缺口”向内部伸展或相反，因而内外表皮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张表皮，或者说内外表皮的区分消失了，此时内外空间的区分也随之消失，空间成为连续的或流动的。
5．当“建筑表皮”为透明状况时，视觉上的内外表皮及其区分消时了，“建筑表皮”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此概念下内外空间的心理区分也消失了。
6．当“建筑表皮”依然完整伸展但局部透明时，内外空间在局部被感觉为连续的；当其完全透明时，内外空间被感觉为完全连续的或流动的。
7．当“建筑表皮”为半透明状况时，内外的区分就感觉是模糊的，或者说既是连续的也是区分的。
8．“建筑表皮”的各种形式内容经由视觉转化成信息，就成为我们所认知的“建筑形式”。当内外表皮被区分时，外表皮所对应的就是“建筑外观”而内表皮所对应的就是“建筑室内”。
9．与对空间的分析类似，外观和室内可以成为一体或被感觉为一体。
10．当“建筑表皮”为反射状况时，其外部“环境”的形式被反射并经视觉成为信息，该表皮就被感觉为其外部“环境”的表皮，物体与环境的心理区分就消失了。体现在“建筑外观”中，建筑与环境的心理区分就消失了或感觉上融为一体；体现在“建筑室内”中，因表皮呈现的就是“内部”，所以表皮感觉消失了而“内部”被无限扩散。
．．．．．．
11．当建筑被视为一个观念上的“有机体”时，它的“皮肤”也被视为观念上的“建筑表皮”，一个有自主性的组织结构。
12．当建筑墙/地/顶等各元素以一体化的状态组织并伸展时，各表皮之间的边界消失了而形成共同的“建筑表皮”，其在建筑中伸展并参与建筑的生成和使用。
13．当建筑被视为社会性的产物时，“建筑表皮”就成为呈现社会各种信息的“社会的表皮”，成为参与并体现社会组织结构的物质及抽象的无限伸展。

16公里：在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滑行

2005-02-02T20:42:00.000Z

冯路
(节选于《建筑技术与设计》2004：01)

尺度
一旦面对城市中尺度足够大的对象，设计就必然进入复杂的城市层面。在大而复杂的城市中，必然存在显现或暗藏的组织结构，当我们进入正式的设计阶段之后，城市的复杂性便不再是一个词语，而是诸多层面错综交织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数相关问题。当我们在南京面对设计范围长达十六公里的沿河两岸景观规划项目时，城市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设计的起点。然而，我们还同时面临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在十六公里长的河岸两侧，处于红线范围内可控制的腹地进深却大多不过百米。这似乎是单纯的景观规划，却又与城市设计密切相连，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在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滑行，别无选择。

价值
商品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种行为背后都可能潜在着价值的产生，交换以及丧失。经济问题作为城市重要的层面，在当代城市乃至作为最重要的层面，不可避免地与城市的任何一种改变密切相关。自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环境一度恶化，而在当代中国城市的更新中，因为环境的改善而给周围城市区域带来极大的价值提升已经成为明显的经济发展规律。外秦淮河沿河十六公里长的两岸整治，必然给南京带来巨大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在为可控制的河岸腹地范围狭窄而困惑的同时，我们发现沿河区域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开发者占据，而且以中国特有的速度进行建设。这与政府和开发商，公共和私营资金共同开发城市街区共同获利完全不同，开发商在该地区尚未改善之前以低价获得土地的开发权，然后坐享因为政府对环境整治的巨额资金投入所带来的巨大价值的产生，而开发商的建造活动却常常给整体景观及城市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不止一次地面对河岸两侧丑陋且不合尺度的开发产物摇头叹息，然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当代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必然给参与其中的建筑师带来深刻的印象，而当代城市的复杂性以及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法回避的矛盾则不得不更多地为我们所关注，从传统的建筑师身份向城市设计者的转变，终将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由此，城市可以获得新生，而建筑师亦然。

开闭之间: 关于建筑表皮的对话

2005-02-02T20:37:00.000Z

(节选自《时代建筑》2003：04)

对话人：刘涤宇（以下简称L）
冯路（以下简称F）
整理：刘涤宇

L：佩罗的方案将建筑的主要功能集中在一个L形体量之中，而把演播室和制作室散布于L形之间形成相对零散的形体。使用四面体遮阳构件密布于演播室和制作间的零散体量之上，形成一种相对软质却很有特色的建筑表皮。这层表皮附加于形体之上，虽然具有遮阳的功能，但其更主要的作用是通过遮挡使建筑获得自身的鲜明特点。

F：佩罗的CCTV可以说是完全利用表皮来表达其想法。在他这里，表皮可能是第一性的。或者准确点说，表皮和体量是相辅相成的。
但有趣的是，它的表皮却对我有种遮挡的感觉。我不知道他表皮之内发生了什么。这种感觉有点像赫尔佐格和德穆龙的做法，虽然他们的方法论完全不同。
或许当表皮占据了视觉主体的时候，由于它传达了自己的信息，而使得建筑本来的东西被处于弱势的地位。比如努维尔，他是很关注表皮的媒体化。表皮传达信息成为视觉的主体，甚至建筑的主体。

L：如果提到佩罗的建筑形态的特点的话，我想他是用一种表面上柔性的建筑形态使其在周围刚性的高层建筑群里脱颖而出。与库哈斯的不追求高度而在三维空间内使其形态突出于周围建筑有异曲同工之意。
由于这种柔性的建筑特点集中在建筑表皮，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的建筑表皮的讨论才具有意义。建筑表皮特征的突出导致表皮之外的建筑其他内容相对容易被忽略。但这个方案的遮挡不是由于建筑表皮传递的信息过于突出的结果，而是有意而为之的。因为功能空间自身展现出来的形态并不会是柔性的，所以整个建筑柔性的感觉只能通过部分的遮挡才能够达到。
遮挡作为建筑表皮处理的一种思路由来已久。当代的极少主义建筑设计实践常能看到将匀质的表皮作为遮盖处理问题的复杂方式的手段。彼得•卒姆托的奥地利布列茨根尼美术馆设计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虽然我不同意简单地将彼得•卒姆托归类为极少主义建筑师）。为了获得纯净而富于特色的室内空间，室内的展厅四壁均为无窗的墙面，靠顶部磨砂玻璃采光。在一个多层建筑中，这样的处理的结果是各层之间有比较大的缝隙。而卒姆托通过将建筑的外面覆盖以匀质且中性的磨砂玻璃建筑表皮，遮挡了建筑处理方式的复杂特点。在建筑的外部形态和室内空间上都获得了极少主义的美学效果。
可以认为，卒姆托的这个美术馆的建筑表皮最根本的目的是遮挡。用单一却又独特的表皮处理来遮挡建筑组织的相对复杂。而佩罗的CCTV方案建筑表皮的目的在于表现，而这种表现的结果也造成了遮挡。

F：我觉得，佩罗的做法和卒姆托的美术馆也还是有区别的。卒姆托的做法，是单纯的表皮。它蒙蔽了整个建筑，建筑表现出不可知的深度，并似乎由此达到一种抽象状态，达到极少。
佩罗的做法，却是利用某种程度上的复杂来蒙蔽另一种复杂。他的过程图可以表现出那种从内部引发的表皮的形成过程，如何最终形成了自身的形态。也就是说表皮自己发展成了主体。
如此说来，佩罗的表皮和建筑内部空间是密切的。而卒姆托是抽象的，是某种程度上的脱离。这点很有点类似赫尔佐格和德穆龙的态度。

新天地：一个作为差异地点的极端形式

2005-02-02T20:33:00.000Z

冯路
(发表于《时代建筑》2002/5)

ABSTRACT：作为一个处于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中的都市建筑空间，仅仅从旧城改造的城市设计视野以及建筑设计的某些角度来评析，或者单以简单粗暴的文化姿态对其进行批判和拒绝，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本文试图利用福柯的“差异地点”概念作为路径来组织众多线索，以求通过一种独特的切入方式而获得对新天地的另种阅读。

KEY WORDS：差异地点（heterotopias）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全球化地方性消费时空开关媒介戏拟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都市空间是各种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能够理解都市文化对立足其中的建筑所具有的巨大影响，那么，追究“新天地 ”在都市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是解读当代上海---作为中国都市的一个范型---所显现的都市空间状况的一个契机。但是，仅从旧城改造的城市设计视野以及建筑设计方法论上对“新天地”进行评析，又或者仅以简单粗暴的道德姿态对其进行批判和拒绝，都不足以全面了解当下都市空间的复杂状况，我们或许需要多个层面的视角来帮助认识中国当代都市文化对中国当代建筑的深厚影响。
“新天地”，以一种异常特殊的方式存在于都市之中，它真实存在而又充满虚幻的景象。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谈论空间问题时，针对某些特殊的“基地（site）”提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概念：差异地点（heterotopias）---以此来描述那些处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空间对象；因为差异地点所包含的复杂性内容，福柯利用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来对其进行解说。而我认为，差异地学的诸项原则恰可作为分析新天地的一个有趣的契机或者线索，我将依此展开新天地这一建筑空间与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

文化
差异地学第一原则：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差异地点。此外，相同的差异地点，会根据它所在的文化的共时性，而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全球化是当下世界性的文化语境，而全球化之下的消费主义和“全球地方（Glocal） ”正是解读“新天地”之发生背景的有效参照。
消费主义，是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有着深刻的认识：“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体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含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 。以商业行为结果为第一性的新天地，毫无疑问是当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的产物，而“新天地”建筑空间的主要构成要素---老上海石库门里弄---作为一个符号而具备了多重的消费意义。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建筑界的“欧陆风”热潮所表达的一样，“怀旧”这样一种时尚文化突显为“新天地”建筑外空间的主要影像，然而，这种“怀旧”在实质上所反映的不过是历史通过做秀而成为消费的对象这一事实状况，它也是当代消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恰似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的对象更主要的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其作为符号代码所表现的某种关系，对历史建筑的消费，同样不在于历史建筑本身所记载的真实面目而仅仅在于一种文化姿态，一种把历史作为地方性资源纳入当代文化的政治策略。图像化是当代消费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形象替代语言成为当代艺术的主导性要素。石库门里弄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新天地”抛弃其垂直向度的时间及记忆而表现出一种平面化的图案特征，进而毫不费力地与各种当代设计材料及手法拼合在一起，正是视觉文化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之下的狂欢。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发明”历史逐渐变成了各地迫切的文化需要，正如全球化在推行中必然与当地本土特征相结合而无法成为完全单一的统一模式，地方性在遭遇全球化之后进行的自身重建过程中同样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影响而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这样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的复杂的状况，在我看来，正是“全球地方”的真正特点，也是生产出新的“全球地方”之历史的直接原因。上海对于自身地方性意识的重建，不但在于其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对于填补文化真空的直接需求，而且也正是处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自然反应。而唯一能作为适应当前需求的上海本土历史资源，只能是开埠以来半殖民地状况下的繁荣景象，何况这种景象的里面更早已蕴含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潜在内涵。因而，从“欧陆风”到“新天地”都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它们自有其背后社会文化的清晰文脉。
“老上海怀旧更多地不是渴望回到某种熟悉的过去，而是进入与过去的‘形象’有某种联系的未来。换句话说，如今复兴的上海试图以旧上海为他者对自身的繁荣进行界定。或者说，重新进入世界主义进程的上海，将半殖民地时期的世界主义的历史景象，投射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中去。……既是一种与现代性、地方性知识的重建相关的文化想象，更是90年代中国一种高度消费主义的文化现实。”

时空
差异地点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并且通常与时间的片断性相关。在福柯看来，与差异地点关联的时间可表现出永恒与瞬间不同倾向，他将博物馆与图书馆作为无限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看作追求永恒性的地点，而把度假村和游乐场当作节庆差异地点并认为它们指向绝对瞬间（chroniques）。 “新天地”的建筑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则表现为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与节庆差异地点的重合。石库门里弄的建筑局部保留着一定的时间积累，而同时其作为娱乐消费的对象体现出瞬间的特性。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新天地”的时空构成就在于彼此相异的建筑空间组合并同时模糊了其时间向度上的区分。老上海石库门里弄的空间形态，在改造之后的“新天地”里，只做了局部的保留，更主要的应对策略是部分保留原有建筑而拆除其余部分以形成道路或广场，这个建造的过程记录着一个新的事件发生的过程。建筑物在这一过程中，有如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褶皱”，首先具有了与自身的差异。旧的历史消解之后，空间摆脱了时间的连续性和纵深感，由此而转化为具有共时性的若干个“图层”并叠加在一起。在“新天地”之中，时间以两种方式加入到空间之中形成复杂的时空关系：其一与人们现时的体验直接相关，连续性的时间是使得空间产生流动并获得秩序的前提；其二与人们历史的认知密切关联，历史性的时间使得空间成为跳跃的片断，有如电影蒙太奇所表现出来的剪切场景。当初现代主义运动重新把时间纳入空间维度，空间因而具有了丰富的意义，时空延续成为现代建筑语言的第六项原则。而在当代，时间以更复杂的方式介入空间之中与之构成“时空分延”。
这种全球化之下的“时空分延”体现在“新天地”之中，不仅在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历史时间的关联，还在于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拟像。“新天地”所保留的石库门建筑因为其与西方历史性的关联，经过重新包装之后，作为上海本土的一种文化想象与当代西方继续着他们的暧昧关系。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人们之所以会对上海的都市风景线啧啧称奇，并不是因为上海这座都市本身所独有的魅力与光芒，而是它作为一个符号，指涉着一个尘世间终极性的目标：西方/欧洲/巴黎……套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上海在这里只不过是上述理念物（西方/欧洲/巴黎）的摹本，一个折射出来的飘忽不定的投影。上海的价值与成功全在于它与欧洲母体/原型之间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当下，上海虽然与从前的情形已经大相径庭，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建筑空间作为城市感知的主体仍然具有异域想象的功能，并由此而达到新的世界主义的图景。“新天地”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载体，承担着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域的空间想象力。

开关
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以隔离或使它们变成可以进入。…为了进入，我们必须得到一定的许可，并作出某种姿态。…有些差异地点看来好似全然单纯地开放，但是它们通常仍隐藏了奇怪的排他性。认为任何人都可进入这些差异基地，只不过是一个错觉：我们认为进入了我们身在之处，但是就进入的事实来看，却被排斥了。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在全球化之下的新的城市有一种不可逾越的差别出现在两种类型的城市使用者之间：小部分国际商人（新的精英）和大部分低收入的“他者”（下层社会）；而城市景观取决于新的使用者：全球化压缩要求资本流动所需的城市中不断扩大的战略空间，它严厉剥夺了原有的城市使用者的空间，特别是那些无权使用全球化空间的空间形式的人。这种剥夺的简单模式是采用各种手段迁离某个地点的原住居民，而更进一步的方法是接着把该地点变成有限准入的空间，虽然这种准入并不是以看得见的开关来控制。“新天地”在以消费主义的时尚重新解释着城市的历史的同时，结合当代新的设计品位，制造了新的关于小资/中产/新富人的审美标准以及权力形式。而建筑做为一种媒介（media），起着潜在的“开关”的作用。
“新天地”表面上作为公共空间对整个城市开放，然而它与衡山路酒吧区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空间组合形式的区别：前者以小型广场/院落的方式整合数个不同的单体建筑，具有明显的阴角空间，建筑内外空间融合为一体，中心广场/院落成为酒吧的一部分并提供了很好的视觉交叉景观；后者以街道空间作为贯穿要素连接各个单体建筑，并且由于车行道的隔绝使得街道两边无法成为一个高度结合的整体。与此相关的，二者还有更为重要的区别。如果说衡山路因为其担当城市街道的功能而成为完全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那么，“新天地”则可由于其内向性成为非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它可由“开关”控制，成为一种“有限公共空间”，只鼓励部分人员进入而成为一个差异地点。这种控制方式，是把建筑纳入其信息传播系统，共同担当媒介的作用。建筑担当这种作用可以大致分成三种途径。其一，建筑作为文化消费符号出现在其他媒介中，和特定的消费品一起构成一个审美整体；其二，其它媒介以建筑作为载体，结合在建筑表面之上，以广告等方式传播信息；其三，建筑自身通过形象直接给人以特别的信息。在这其中，媒介发生着多重的作用---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的“媒介即是讯息”---媒介不仅仅是载体，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

戏拟
差异地学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或许，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 ” 后者的角色，在福柯看来，为大部分的殖民地所扮演着。
在全球化之下，后殖民话语将陷入一种含混的境地。例如李欧梵认为侯密•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戏拟”---殖民戏拟就是对一个变了形的但可辩认的他者的欲望，他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个差异的主体---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殖民客体的“部分代表”也同时可以既谦卑又带颠覆性。 “新天地”，毫无疑问表达着当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新的文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无论是李欧梵所说的“中国世界主义 ”还是侯翰如所说的“上海式现代性 ”都指明了这样一种全球/地方的双重意义。
最后，我想用福柯对差异地点的定义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同时,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实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地，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的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拟地点的差别，我称之为差异地点。”

注释：
1 新天地，本文专指位于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太仓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由上海老式石库门房子改造而成的休闲娱乐区，其中包括酒吧、咖啡馆、西餐厅以及精品店等。
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
3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全球地方（Glocal，Global + Local）的概念，他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地方性。
4 季桂保，“后现代境域中的鲍德里亚”，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62。
5 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38。
6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6。
7 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席云平王虹翻译，现代建筑语言，（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1988）：51。
8 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02。
9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10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何道宽翻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12 李欧梵，毛尖翻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3。
13 李欧梵，毛尖翻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7。
14 侯翰如，“从海上到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2000上海双年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
15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2。

伦理与乌托邦: 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职能

2005-02-02T20:31:00.000Z

冯路
(节选自《建筑师》2002/10，总第100期)
*本文也是"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研究论坛" 2001年学术年会发言稿
http://www.ccabbs.com/html/35/200507127165.html
http://bbs.ccabbs.com/post/print?bid=49&id=11564

摘要：本文主旨在于尝试为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职能做一个框架性的思考。文章从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对于建筑伦理的追问开始，主要从建筑师社会职能的简要历史回顾以及中国当代建筑师面临的传统及当代全球化背景等方面展开并梳理当代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处境。

关键词：社会职能伦理传统消费主义媒体全球化地方性

难道建筑不会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越来越令人迷惑的世界中找到位置和方向吗？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谈到建筑的伦理功能，“伦理的”（Ethical）衍生自“精神气质”（ethos）。
我们谈及某种社会的精神气质时，指的是统辖其自身活动的精神。对建筑的伦理功能，我指的是它帮助形成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
----------《建筑的伦理功能》

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而言，建筑师的社会职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与差异。这种冲突与差异在表面上可以解释为建筑师的个人或群体的专业能力和迅速发展及日渐成熟的市场之间的不相匹配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计划体制下的设计单位工作方式与组织结构面对商业化的市场所表现的力不从心，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纳入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背景之下展开讨论，将有益于更深入地分析当代中国建筑师所面临的困境并思考前行之路。
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曾经在《空间•时间和建筑》里提出建筑面对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而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则由此引申出来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说建筑的任务是诠释，是什么意思？建筑师能利用何种诠释工具呢？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其次，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什么生活方式是可取的？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取的生活方式吗？ ”这样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当代建筑师面临社会需求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建筑师关注何种诠释工具以及如何面对时代的反应就是建筑师何以应对社会的基本途径。要梳理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历史来了解建筑师与其社会职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要面对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处境，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建筑师这一职业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关注当代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建筑师活动的深厚影响。

... ...

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多个层面上投射到当代中国建筑师与社会的关系之中。
首先，消费主义随着全球化而扩展，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之重点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一种系统化的符号关系，因此，“物”要成为“消费”对象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的而是因为其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才成为“消费”对象。无可避免的，建筑以及空间也被纳入这样的消费主义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常常被开发商所决定，开发商所遵循的不过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游戏规则：一切从消费出发，使空间级差化以适应消费阶层的划分。我们在很多城市的开发进程中常常能看到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例如弱势群体被剥夺原有的生存环境，只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消费价值。建筑师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我们帮助推行的是怎样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呢？
其次，全球化使得媒介得以在整个世界蔓延。媒介把握着世界的判断标准，由此我们被告知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值得追随的，什么是必须抛弃的……由于媒介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关键性和领导性的地位，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媒介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尽管对待文化入侵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他仍然结合S•霍尔（Stuart Hall）对媒介的认识---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领导，当代媒介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我们才得以得出一个“整体的世界（world-of-world）”---而承认媒介参与了文化变迁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中国当代的建筑师如其前辈一样逃脱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更为依赖。媒介的高度发达不仅使得这种依赖或者说模仿具有了技术性的支持，而且使得价值标准本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面对这种无法逆转的文化变迁，建筑师该怎样面对身处的时代？我们是追随全球标准的统一化进程，还是需要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
此外，全球化之下的地方性建构正成为一个复杂的事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全球地方”（Glocal，Global + Local）的概念，他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地方性。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经济力量逐渐强大的今天，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体系的重新建构日渐重视。随着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过程之下进行的地方文化建构，当代中国建筑也表现出新的文化倾向，例如上海石库门建筑改造而来的“新天地”。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建筑师该怎样参与这一知识重建过程？我们何以应对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辩证关系？
经由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轨迹，到当代面临全球化的深厚影响，我们或许发现当代中国建筑师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无法推卸的社会职能，而另一方面，这种职能却展现为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何去何从？也许，哈里斯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理想的支点：“建筑有一种伦理功能，它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建筑的任务之一是保留至少一点乌托邦，这点（乌托邦）必然会留下、并应该留下一根刺来，唤醒人们对乌托邦的渴望，使我们充满有关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想。”

20中外建筑师事务所中国作品展前言

2005-02-02T20:18:00.002Z

戏拟
--全球化之下的中国建筑本土性与个体性

冯路

李欧梵认为侯密•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戏拟”——就是对一个变了形但可辨认的他者的欲望，它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个差异的主体…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殖民客体的“部分代表”也同时可以既谦卑又带颠覆性。在全球化所隐含的经济与意识形态问题之外，全球化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日益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建筑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在场”的事件。
相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广泛与深刻的影响，当代中国建筑在此之下的状况与众多的境外事务所在中国的活动密不可分，而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对待本土性以及建筑师个体性的表现——就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本土性并非可以简单地被描述为具有对抗性的两极，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特别对于当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本土性文化正处于重新建构之中。在这样一种本土性重构之中，无论建筑师是深入本土性的根源或者仅以“当时当地”的个人化态度来应对，都无法彻底脱离全球化的影响。
关注中国建筑的当代性和本土性，是当下所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面临同样不可回避的全球化，思考在此之下的当代中国建筑的“本土性与个体性”应该成为非常严肃并具有责任感和广泛意义的自觉行为。

20中外建筑师事务所中国作品展
主题建筑研讨会"全球化之下的中国建筑本土性与个体性"
时间：2003年3月29日—4月6日
地点：顶层画廊,上海

莱特六记

2005-02-02T20:15:00.000Z

冯路
(节选自《文景》2004:01)
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53329&cid=101366

在莱特早期的一系列住宅设计中，他确立了自己的草原风格（Prairie Style）。这种建筑风格非常强调建筑水平向的延展，不仅在平面上拓展空间并与景观设计相结合使得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契合，而且在建筑立面及造型上也同样表现出横向的主导性。建筑水平展开并尽量贴近大地，斜坡屋顶的檐部出挑深远，更强调了横向以及顺应大地的特征，同时，远挑的屋檐给建筑投下深重的阴影，建筑更加显得含蓄而安静。这种与北美草原相似的气质，就是风格名称的来源。莱特在1908年写到：“大草原有它自己的美丽之处，我们应该认识到并强调这种自然的美景，它是那么的水平。因此…悬垂的遮蔽物，低矮的露台和伸展出去的墙体，隐蔽的私有花园。”正是莱特的自然观决定了他的重要的“有机建筑论”（Organic Architecture）：“现代化的建筑观念首先是有机，有机是我们赋与建筑新的词汇。有机这个词用于活的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和各部分在形式上和本质上都为一体，其目标就是整体性，所以整体统一正是有机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
在1932年出版的《消失的城市》(The Disappearing City) 一书中，八十五岁的莱特描述了他的“广亩城市”（Broad acre City），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那种有机的世界未来，城市或其他的一切人造物，最终溶解在大地上，它们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循。在他的手绘图中，方格状的农田、果园或者绿化遍布在大地上而高耸的建筑物散落其中，载人的飞行器盘旋在天空上，远处的地平线上是无尽延伸的世界。这幅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位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明日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二者看似相似而其实背道而驰。与柯布西耶极端人工化的理想相比，莱特偏向归附自然的乌托邦，正如惠特曼（Walt Whitman）所描述的：
雾霭，
树列延伸的远景，
遥远的地平线，
消失在烟霞里。
......
莱特极其喜欢日本的浮世绘，收藏甚丰，1905年首次访问日本之后的数次日本之行给他带来不少收获，其中还有不少名家所作的珍品，例如喜多川歌磨的锦绘作品。这些珍贵的浮世绘在莱特的困窘时期被拿去拍卖，所得甚少，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浮世绘大致可以分为亲笔浮世绘（画师用画笔直接绘制的单张作品）和浮世绘版画（以画师的原稿为依据，刻在木板上，用许多木板表现丰富的色彩，大量生产的作品）两种。浮世绘版画是江户时代（1603-1868）主要在中期以后从市民文化的兴盛中培育起来的一种民众艺术。在江户后期，歌舞妓戏剧与观赏名胜古迹的户外旅行受到欢迎，把民众的这种新兴风俗、民众感兴趣的对象等作为主题来描绘的，就是浮世绘。“浮世”是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世界观的名词，认为永世不易、完全归根到底存在于不可到达的彼岸，意味着转瞬即逝的现世的共存社会。莱特对浮世绘的偏爱，除了对艺术的喜好之外，或许还在于那种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那种对于俗世生活的热爱。这种热爱来源于他成长的环境，那种与自然大地密切相连的乡村生活，此外，也受影响于同时代以惠特曼为代表的对于美国俗世生活的充满巨大热情地歌颂。
......
在威斯康星的春绿市（Spring Green），莱特依然在家族墓地中有着一个安息的处所，它的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西部草原，清冷的石头墓碑上镌刻着：
Love of an idea, is the love of God。

多元化的现实世界: 评《4X4新建筑》

2005-02-02T20:12:00.000Z

冯路
(节选自《设计新潮》2002/04，总第99期)

不知何时起，门外就已是多元化的现实世界。

以并联的数字作为书名，这种逻辑本身就可以暗示编者对书内外建筑学领域之中广泛的多元化现象的认识。《4 x 4新建筑》，2001年10月东南大学出版的翻译丛书，原书一套四本来自Thames & Hudson Ltd ，这里要说的是其中的两本：《TECHNO ARCHITECTURE》和《CONCRETE REGIONALISM》。两本书的作者都是精干的女性，前者由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A.T.Smith）编撰，芝加哥当代美术馆的主要经理人(chief curator)，翻译者陈珍诚，书名被译为《新高技派建筑》（以下简称为《新》书）；后者的作者凯瑟琳•斯莱塞（Catherine Slessor）是《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杂志社的资深编辑，彭信苍翻译，中文书名是《地域风格建筑》（以下简称为《地》书）。高技（High-Tech），可以直接理解为“高度工业技术 ”，而高技术建筑是指“不仅在建筑中采用新技术，同时在美学上也极力鼓吹新技术，将高科技的结构材料设备转化为建筑表现其自身手段的这一类建筑流派。” 我们或需简单梳理一下高技派的历史：

自1779年英格兰塞文河上出现了第一座铸铁桥始，再至1851年伦敦水晶宫、1867年巴黎机械馆和1889年巴黎艾菲儿铁塔的落成，工业化技术便在建筑中具有了深远影响。在《新》书中，作者把高技派的起源上行至20世纪早期，“从最令人振奋的意大利未来派与苏联先锋派所构思令人耳目一新亦目眩的手稿，至极度理性的包毫斯（Bauhaus）建筑，欧洲建筑先驱都在找寻结合工业化的设计，生产技术与材料，为新时代创造出具有社会启发性，超脱以往传统及限制的建筑物。” 通常意义上的高技派则被认为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规模，英国的阿基格拉姆小组（Archi-Gram）提出的运动变化的城市设计美学思想成为第二代机器美学—高技术美学—的主要理论骨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等天才人物的努力，高技派得以闻名于国际建坛并形成以英国为大本营的著名建筑流派。之后，被赫尔佐格称为哥特复兴的晚期现代派高技术建筑“不再象以前那样以反艺术为目的的出现，而成为天才地玩弄结构和技术，把技术作为一种形式甚至是一种装饰。” 而在当代，高技术在建筑中的运用体现为一种多元化的方向，建筑师不仅更加追求精美细致的技术美学，也把高技术作为帮助建筑寻求场所特性的有利工具，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对节能与环境保护等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探索。
......
在这样一种多样性碰撞之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探讨一下本书的书名。TECHNO是technology的词根，technology 在《朗文英汉双解词典》中文解释为“工业技术”，英文解释也着重industrial的定义。此外，从《新》书中还可以找到TECHNO拼就的另一语汇：Technorganic---“科技有机论”。正如我们所知，高技术在当代建筑中的运用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其多元化方式存在的状况与后机器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相一致。因而，史密斯女士用TECHNO ARCHITECTURE作为书名的用意或许正为此书的主旨，即讨论这样一种当代建筑中高技术多元化倾向的现实情况。由此看来，此书的中文译名为“新高技派建筑”着实是件值得商榷的事情，如此简单的标签式归类定义很可能与原书的本意背道相驰。

一本书把CONCRETE（混凝土）作为REGIONALISM的“前缀”，本身就是一个颇费思量的举动，而中文译本的书名对“CONCRETE”的视而不见更为难解。REGIONALISM可翻译为“地域主义”或者“地方主义”，这词里边也藏着丰富多变的情节内容。“地域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英国的风景画造园运动及其对‘地方精神’的追求。这时期的地域主义也被称为浪漫地域主义，它是19世纪摆脱衰退的绝对主义贵族统治的政治运动在文化上的反映。” 而在20世纪中叶之后，地域主义的主要影响则着重体现在对追求普适性的国际主义、迷恋过往的历史主义以及以商业利润为追求目标的旅游地域主义的多重批判之上，“批判的地域主义”就是这期间提出的重要主导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地域主义具有一种先天的反抗性，正如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其《当代建筑的各种主义》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地方性这词并非就是指由于当地气候、文化、技术等相互影响而自发形成的乡土特点……地方主义的主要动机是对抗集中统一的情绪—对某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目标明确的向往”。而地方主义的这种对抗性甚至可说是与文明的发展传播相伴而行的，而当代的地方主义或许正是针对“简单划一的世界模式对于曾经缔造了伟大文明的文化资源起着消耗和磨蚀作用” 的一种迫切的改良愿望。
经过如此分析地域主义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斯莱塞女士在《地》书把四位截然不同的建筑师归为一册的意图，而混凝土所具有的超然与抗拒的材质表象则可作为一个有趣的注脚。
......
《地》书作者希望得出的最后结果，也许，正如书的扉页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本书中介绍的建筑，是地方土壤下孕育出的果实，似乎是为不朽以及超越场所的局限而存在，不断地提醒着人们要对建筑恒久形式作永无止境的追求。”

我们向哪里去？

2005-02-02T19:13:00.000Z

冯路
(节选于《时代建筑》2001年教育增刊)

批判性思考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建筑师不应该回避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因而也不能回避对自身状况及社会领域的批判性认识。对建筑师职业的正确认识，应该建立在对该职业历史的有效的梳理之上，建立在对相关社会状况的深入观察之上，建立在对伦理和道德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对建筑永恒之道的不懈追求之上，建立在建筑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结合之上。只有当我们具备了对建筑师职业的正确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依此更加合理有效地建构我们的专业教育；而建筑师职业价值观的传授，将是我们建筑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教育的意义将使我们终生追寻那依稀的灯火，如卡夫卡所说：“而不要让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情感洋溢的风格背后”。

The beginning of the blog.

2005-01-30T13:47:00.000Z

Everything is begi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