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概念 (Too Many Ideas)

杰里米·提尔（Jeremy Till）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教授
莎拉·威格勒斯沃斯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翻译：冯路
（发表于《建筑师》2005：12，No.118）

概要：一种建立在对理性主义的绝对信仰之上的启蒙-原教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下建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评价。然而，作为建筑学科的核心，建筑设计具有艺术和科学的两面性。如果我们要使建筑设计能够成为研究本身，那么我们必须建立建筑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论，而不是依赖于科学或者艺术学科对方法论的限定。对于建筑学而言，以设计为研究有两个特殊的特征：其一，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其二，设计行为具有偶然性。针对这种偶然性，研究需要两个手段来保证：一方面以意图来主导设计与研究，另一方面保持怀疑的批判性态度。建筑学研究就在一种有意图的行动和反思之间的反复过程中得以展开。

关键词：建筑学，方法论，启蒙-原教旨主义，以设计为研究，偶然性，诠释，怀疑

Abstract：Now the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is basically dominated by a kind of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However, as the core of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stands on art and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If we wanted to regard design as research, it could be necessary to conceive a self-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rather than methodologies from disciplines of science or art. The extraordinary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n the architectural contex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a synthetic act of research through which new forms of knowledge are created; the second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contingent. The response to possible trouble of contingen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driven by intent, the second by doubt. The research of architecture will be unfolded within the circle between action with intent and reflection with doubt.

Key words：Architecture，Methodology，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Research by design，Contingent，Interpretation，Doubt

我们在伦敦靠近一条铁路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一个居住和工作的房子[1]
伦敦的城市之趣不在它的正面；而在于它的背后
这个房子在一条被遗忘的街的尽端
前面的院门暗示着它后面的混杂；老式的柳木篱笆靠着新的钢栏
信箱在英国是红色的
上面，一堵沙袋墙意味着保护 – 听觉和其他的 – 从铁路边来的
沙袋会逐渐腐烂，而里面的沙子，水泥和石灰则慢慢变硬
留下表面斑驳的混凝土墙，上面有着袋子的痕迹
这墙不是漠视时光，而是让时间经它而去
场地带来灵感，我们以铁路旁遗弃的枕木为窗框；工人们称之燧石建筑学
沙袋的保护犹如给办公室围上了绷带
办公室通常与家居不一样 – 生硬的，光亮的，全体的 （以及男性的）……
……但是我们的办公室被棉被包裹着，一种家用手段
工人们称之尿布；他们明白
办公室的下部支撑是用铁丝网拢住的回收混凝土块……
……废墟的记忆曾停留于此
住宅的立面把家庭内部的复杂带到了表面
住宅被稻草围着；厚厚的，让人舒适的稻草包
光滑而又毛茸茸的；并无当地的怀旧之情
通过它升起塔，书之塔……
一个在顶部有一个巢的垂直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以一年一百本书来算，需要四十九年才能摆满书架直到塔的顶端；那时候我们应该老得爬不动楼梯了
我们从餐桌开始，整洁摆放的布置类似一个平面图，如同建筑师让我们相信的世界的样子
但是一会儿时间之后，我们为平面不可能的纯净而烦恼……
……留下了使用的痕迹……
……它被我们记下在一个平面图里，一个行动的平面
一个被家庭琐事打断的内部
一个怀孕的食品库
一个身体的座位
在办公室里，跳动的顶光停止在伦敦逗留到最晚的绘图板上，一位有知识的莎拉在那上面察看她的布景

这儿描述的是莎拉·威格勒斯沃斯（Sarah Wigglesworth）和我设计的一个房子。在第一份介绍这个项目的主要出版物上，批评家描述这个房子具有“太多的概念”。这不是句赞扬之语。他还说这个设计是“自我纵容的”。同样，这句也不是。

在太多的概念和自我纵容这两个评语之后所暗示的是建筑文化中的一个明确的趋势，尤其是英国建筑文化。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建筑被当成一个对简单事实的明晰表达。从宏观到细部，有一个想法就足够了。成熟的建筑表达一致，并在局部保持完整。成熟的建筑看上去符合一种建筑发展的系谱，其中笨拙的瞬间，矛盾和混杂被毫不留情地校正了。建筑批评家们通过他们的写作建立这样的系谱，定义了一系列的风格，方法，技巧和品位。如果你符合其中一项，你就是一个建筑师。如果你定义了这些内容，你就是个伟大的建筑师。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内容，这些名目，你就被指责为任性，不成熟，自我纵容，也许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师。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喜欢它。太多的概念？简直就是犯罪。

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了建筑生产（来自建筑师）和建筑认识（来自批评家）的清教徒主义同时也会影响设计之中的研究和以设计为研究的工作，而这种影响是不健康的。我工作于大学，它的格言是：“寻找事物的缘由”。这种宣言提供了一种指导很多研究工作的范式。它声称事物之后均有可定义的缘由，而且这些缘由可以一种理性的实在论的方式被发现。这种范式的根源在于启蒙-原教旨主义（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信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以此为绝对真理的一种思想形态 – 译者注）。 在这里，真知在一种合法化过程中传达，这种合法化主导了所有的面向公众的解释以及可被重复的测试。如果方法是一种通过经验主义的过程而进行的测试，那么信仰体系就是围绕一种“真相可以通过理性的质询而达到”的观念而构成的。在建筑学领域中，启蒙-原教旨主义的阴影可以在这样一些情况中发现：说明性的设计方法论、功能主义的过剩、对建造的必然逻辑的信仰，以想象的客观的技术作为客观发展的标志、风格的理性主义者的类型学规则、通过演算推导而得出的完美形式……等等之类。在现代电脑技术的帮助下，这些方法获得了新的动力，仍被不假思索地运用。

重要的是，这种对启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体系的信任是建筑学试图获得学术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系统假设了一种稳定的和可测试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既然事物 – 以建筑而言 – 的缘由可以客观地分析，所以事物 – 建筑 – 的制作就可以被理性地发展。学院中的教学变成了一种对规则的学习。学院中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对于“真理”的更精确地提炼的规则的总结。学院之外的实践则成为了这些规则的应用。通过对理性质询的学术合法化，强大的力量在学院中形成了。

启蒙-原教旨主义因而成为许多的建筑学之中的研究和许多所谓的通过设计而研究的一种指导性规则。在代尔夫特(Delft)会议上有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试图给设计行为安置一个规则，而实际上这种规则最终将给设计带来限制。采用太多的概念，是对这种不能包容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正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对于理性方法论的信仰的问题在于，在寻找普遍真理或方法时世界必定被严重地编改了。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不能接纳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性。他们从日常生活的不雅观中逃离，虽然面对其多样的、重叠的形态，却从有条理的、给人安慰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帮助。在对“真理”的寻找中，他们绕过了真实。他们不能容忍不可预知性，把人类行为缩减为一系列具有理性基础的规则。

但是，实际上，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们所描述的事物不是，也从来不会是，建筑学。建筑学一方面采用如艺术家那样的天才式的沉思，另一方面采用获得知识合法化的科学理性，而在这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中，建筑学有时候却忘记了将自己建立为一种自身主导的学科。这在代尔夫特会议中关于“进入设计之内的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和“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二者之间的模糊中体现了出来。前者试图解释设计的过程，但让我迷惑，因为这种解释是通过一些抽象的词语来展开的，这些词语让我不能理解。我估计这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已经不再做设计了。后者，即以设计为研究，本来是此次会议的真正主题，但看来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观念在建筑学中所具有的潜在的真实力量 – 建筑学所特有的对研究体系的贡献。在通过别人的研究方法来使我们自己的研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我们过于谦虚了。
对我来说，建筑学中的以设计为研究的特殊力量有两种。第一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通过它，新的知识形式被创造了。建筑设计必须在一个包含知识、物质、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广泛基础上展开。这种契约可以也应该采取研究的形式。以严格的和符合伦理的方式针对那些异常重要的条件来行进研究是设计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后，设计行为收集这些线索并通过综合（一种有意图的而非冲动的瞬间）而转换出群居和契约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让我们称之为建筑，实际上是新的知识形式，但是这种知识不是通过传统的对学者的借助来领会的，而是通过我们与认知、感知和存在之间的契约来获得的。如果导向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可被看作研究的一种方向，那么我认为设计就是一种示范性的研究形式，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对知识制定的定义不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模式。传统研究常常基于对已有事物的分析，而建筑学研究却是投射的和动态的。传统研究考虑客观性，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必然是思索性的。传统研究常常因为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正确性而困扰，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更关心结果。正如本·万·伯克尔（Ben van Berkel）在会议上所说的，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本身而是你发现了什么 – 一个很多代表应该学习的经验。

以设计为研究的第二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具有偶然性的。我认为建筑设计的一个可见的前景就在于它的真实的偶然性。建筑学总是向不确定敞开。它与超越它控制的力量相斗争。设计的过程不可能受制于方法，确定的过程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客户不是那么单纯的），建筑的过程向持续的不确定性敞开，建筑的工作是不可预知的。建筑学被引入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复杂的混合之中，在任何单一的层面上，建筑都被其他力量所偶然影响。
但是，这种真实的偶然性真的是一种虚弱的标志吗？我怎样才能使之成为一种力量呢？缺乏可以分析“事物的缘由”的确定性 – 这是知识层面的虚弱，因而偶然性被看作一种对建立稳定知识基础的妨碍。虚弱也存在于职业的层面。一个职业不能容忍它所不能控制的，因为它所不能控制的事物威胁了它整个的作为确定的真理、技巧和行动的掌握者而存在的理由。这样就有一个争论：一旦接受了建筑学被偶然性所影响的这一认识论上的虚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上的和建筑学研究中的虚弱 – 或者果真如此吗？

早期的马克思清楚地申明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不应该被看作为一种历史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他说：“人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如果我们用“建筑”一词替换“历史” – 人们创造建筑，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 –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建立在他的伟大之上。偶然性并非是建筑学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马克思还说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角色并非要摆脱历史的偶然性，就像先前的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那样的完善的整体叙事。他们所应该做的，马克思指出，是理解偶然性，特别是把历史（或者对我们来说，建筑学）看作一系列社会关系。在这种观点下，偶然性实际上是坚实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的催化剂，而决不是一种缺点。同样，柯布西耶的“不可言说的空间消除了偶然性的出现”[2]著名论断是注定失败的，正如很多试图摆脱建筑的偶然性的理论和方法论一样。
如果它被认为不可避免地导向相对主义，那么偶然性就不过是虚弱的一个标志。我这里说的是一种知识立场：其中没有某一个竞争的立场或争论能够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权威性。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依附于一个基本的信仰系统，但相对主义者对此表示拒绝。启蒙运动主义者不接受偶然性，但相对主义者将之吸收为知识探寻的真实条件。然而，建筑的偶然性并非必然导向相对主义以及潜在的虚弱状况。哲学家理查德·罗迪（Richard Rorty）认为偶然性使我们与世界建立一种个体化联系，被反语（irony）所定义。[3] 在拒绝所有关于基本真理的概念的基础上，罗迪把人自身定义为一种“偶然的（生理）组织”。但是建筑学不能接受罗迪在偶然性之中暗示的唯我论[4]，这不仅因为建筑学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学是公共的和政治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并因而不能通过一系列的个体的﹑唯我主义的反应而建立。用以替代的是，我们必须对建筑的偶然性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做出反应 – 对建筑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负责。依此，偶然性必然使我们可以拥有坚实的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s） – 即哲学家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Smith）所说的坚实的解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5]。这种解释避免了由建筑师和建筑教育者们偏爱的正统的方法论所带来的一元论态度。它们在面对世界的偶然性时比较具有灵活性，但是又并不被其所掩盖，因为这种诠释是建立在研究和用以判断的伦理（宽泛意义上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些诠释是负责任的。它们也许并不完美，不会和个人交流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带有一种政治意识。

那么，如我所说，如果建筑学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学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设计活动来进行研究呢？设计所处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其中充满了障碍和争斗的力量，那么它是否就不可能变得清楚或者超越相对主义式的反应呢？所有的事情都过于含糊了。我对此所采用的手段有两种。第一个是以意图来引导，第二个是怀疑。

建筑师的行动必定是有意图的。相对主义者的虚弱的反应是“怎么都行”- 其结果是取消有意图的行动 – 而坚实的解释学的反应是调查和研究偶然性的领地，然后做出诠释，再采取有意图的行动。依次，建筑学保留了一种抵抗的和挽救的潜能；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对日常世界中的力量做出反应：不但试图在那些力量的再形成中扮演角色（但不是唯一的角色，那是现代主义者的错误），而且还在此之前提防和压制这些力量。谦卑不是那种我们的大男子气概的职业易于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工作的偶然性的领域需要如此。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事情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于偶然性领域的含糊，我的第二个措施是采用怀疑的态度。你也许会问，怀疑如何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一种研究的基础呢？让我引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之语来做解释。他在就职哲学教授的演说中提出：“人们都清楚他们自己的研究，那是一种自身内在的无秩序。”[6] 一个哲学家用一种职业的怀疑作为他就职演说的开端 – 哲学，假定的真理的港湾；这真是奇妙。关键在于，梅洛·庞蒂把怀疑看作他作为哲学家和研究者的一种本质的条件。为了理解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记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拒绝逃离城市并坚持面对他的法庭审判，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的哲学视为一种“必需捍卫的崇拜之物，而是某种存在于和雅典人生活相关的思考模式”[7]。他最后被处死了，因为其给别人带来了不可宽恕的冒犯 – 让他们怀疑他们自己。七十五年后的亚里士多德则会选择离开，声称他不能让城市执行一个新的反对哲学的犯罪。如今在建筑学中有太多的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退却的做法，以一种对建筑纯洁性的知识化的保护模式来抵制社会将带来的玷污？我认为不能如此。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是更好吗？我相信如此。这是一种通过怀疑而收益的模式，把可能错误的东西坚定的拆开以使它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做法并非毫无希望的屈服。梅洛·庞蒂提倡一种在退却 – 根本的反思 – 达成契约 – 有意图的行动 – 几者之间的持续的运动。“为了真正地参与，我们必须退后以获得距离。”建筑学研究采取这种从退却到参与的运动 – 从不完全陷入（因为不加批判地屈服），但是也从不完全退却（因为难以置信的纯洁）。这种行动是建立在以怀疑为条件之上，如果没有怀疑，我们就永远处于忽视或强迫他人的危险之中。

这种怀疑也是教育的本质部分。没有它，教学变成对正统的传授。通过对规定的方法﹑遵循规则的学习﹑以及现状的延续之类的强制性要求，教师维护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权力。[8] 怀疑，在另一方面，鼓励了杜威（Dewey）所说的“沉思的智慧（reflective intelligence）”，凭此每个学生得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以面对竞争形势的多样性。在建筑学中，这种沉思的智慧是一种面对建筑领域的偶然性的基本准备。

建筑师﹑建筑学研究者和建筑学生必须在哲学家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所说的“断裂的中间（Broken Middle）”[9]的领地中活动，从基本信仰的不可能的纯洁和具破坏性的个体的“偶然性的（生理）组织”之间的争斗中离开。有趣的是，罗斯将建筑设计定义为一种思考的模式（或者用她的话说是一种观念和学习的构成），这种模式使人们可以在这个断裂的中间地带中操作。但是只有当我们足够自信地把它当成一种自主而无需从艺术或科学获得合法化的学科来讨论时，而且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地接受它的真实的偶然性之时，建筑学及其以设计为研究才能有效。如果我们可以，那么我认为建筑学就成为追寻知识和参与行动的一种可供效仿的模式，并且，在偶然性领域中，以设计为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绝对需要。

我从我们自己的居住和办公的房子谈起。我们俩都是学术工作者，也都是建筑师，在理论性的实践者与实践性的理论家之间的交叉中工作。我们的部分方式可能因其混杂和笨拙而无法应对英国晚期现代主义的统治性地位和残留的建筑讨论模式。更严肃的是，我们常常把项目视为一项以设计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试图把我们知识性的关注综合或压缩成某种物质形式。如果这些关注是多元化的，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并不一致，那正是如此。这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偶然性领域的自然特征，不能被简单的方法带来知识上的束缚，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概念。太多的概念，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 本文为2000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Delft）举办的“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国际会议的会议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之后作为会议最佳论文被再次收录于2001年4月的欧洲建筑教育联盟会刊（EAAE Newsletter）之中。
** 本文关键词与概要为译者所加。

[1] 相关图片在如下网址可以看到：www.swarch.co.uk/eaae
[2] Le Corbusier (1993), “Ineffable Space”, reprinted in Joan Ockman,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New York: Rizzoli ), pp 66-67.
[3] Richard Rorty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see Richard Bernstein's critique of Rorty’s argument and its apolitical nature: Richard Bernstein (1991), “Rorty’s Liberal Utopia”, 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258 -292.
[5] see Nicholas Smith (1997),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6] Maurice Merleau-Ponty （1963）,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Wild and James Edi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60.
[7] Ibid, p64.
[8] This attitude is typified in the truly frightening books issued to delegates at the Delft Conference.
[9] Gillian Rose (1992), Broken Middle, (Oxford: Blackwell), pp 300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