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建筑师》2007：05 Vol. 129）
冯路
去年四月，在离爱丁堡大学不远的一个街角咖啡馆里，我一时脱口而出，把“表现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标签式的词语贴在了刘家琨的身上。当时我刚从一个冗长的学术会议中脱身出来，而他结束了一天的游览准备离去。此前，刘家琨刚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做了名为“处理现实”的讲座。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题目。我的贸然用语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在他的建筑实践中，总能显现出一些特定和具体的现实问题。这里所说的“显现”，并非得自通常意义上的外观，而是指一种“可见性”：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建筑形式如何显现其产生过程中那些不可见的支配力量，以及那些力量所达成的势力关系。对于在现实环境中的建筑实践而言，建筑的最终形成实际上是现实中各种支配力量之间冲突与妥协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业主或资本意志，技术能力等等之类。它们常常处于变化之中，并非恒定不变的因素。因此，对于某个具体建筑实践而言，势力关系的达成往往是在该处产生的一个即时性结果。刘家琨所声称的方法论 – 在“此时此地”情况之下 “处理现实”[1] - 正是指建筑师促使各种支配力量在具体建筑实践中达成即时性关系的做法。然而如果我们同意建筑实践必定也必须与现实支配力量相关，那么，任何一个具体的建筑实践都无法避免“在此时此地处理现实”。如此，我们就面对一个疑问：有和不同？实际上，区别恰巧在于：那些现实支配力量是否能够积极“显现”，建筑实践是否能够带来一种关于“此时此地”的“可见性”并引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认识。这种“显现”未必是建筑师有意的产物，然而却离不开他们所具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刘家琨建筑实践所显现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于两种支配力量的可见性。其一，技术；其二，资本。对刘家琨而言，这两种力量的可见性分别突现于他的乡村建筑与城市建筑之中。以下各以一例说明。
成都乡野，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内砖墙外混凝土浇筑的双层墙体正是当地低端建造技术 作为建筑形成过程中支配力量的显现。“低技策略”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还不如说是情急之下的被动反应。它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问题：清水混凝土的“现/当代建筑图景”与中国乡村并不与之匹配的低端建造技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揭示了一个相对更为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国现/当代建筑的发展并非本土建造技术发展相生之物，其形式上首先得自于一种外来的“现/当代建筑图景”。那些别处的建筑从其所属的地域关系中脱离出来，经由各种渠道转化为流动的﹑普适的﹑“无地方”的“建筑图景”。而后，这些建筑图景构成建筑师设计概念的参照并进而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参与到新的建筑实践当中，从图景再还原为建筑。在“建筑图景”的全球化进程中，建造技术并不总是如影随形。这正是刘家琨在乡村建筑实践中面临的关键现实问题。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与其说是当地地域建筑的新模式，还不如说是普适的﹑全球化的“建筑图景”在中国成都乡村的一个新版本。凭借建筑师对于当地低端建造技术的创造性使用，这个新版本因此并非简单复制的产品，而是一种地方性的重新建构。它并不立足于一种依靠地域特色或传统力量而对抗的政治姿态，相反，它产生于热烈拥抱全球化建筑图景中所发生的异变。如果说鹿野苑的清水混凝土形式具有一种批判性的姿态，以区别于那些似是而非的“传统风格”﹑“欧陆风格”又或者粗糙的玻璃幕墙之类的“现代建筑”，那么这种批判性并非得自于全球化-地方性﹑东方-西方﹑先锋-通俗之类的二元意识形态结构的对抗，而是首先来自当代“建筑图景”自身所具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次出于建筑师对“此地”技术力量的尊重与创造性利用。因此，鹿野苑所含有的批判性意义并不在于不同外形样式的选择，而在于它显现了一种当地低端建造技术的活力。这种活力表达了形式及空间创造与技术之间的本源关系。比照那些依赖“现代化”的通用建造技术却生产出劣质品性的建筑，鹿野苑反射了它们所信奉的技术符号与象征主义的虚假允诺。
钟馆，四川安仁博物馆聚落。安仁镇的博物馆聚落计划，显然是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经典类型。这些小城镇依靠创造“文化景点”而试图寻求旅游业以及商贸交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在这里，资本是真正的支配力量。钟馆项目包括博物馆与商铺两份内容。刘家琨在这个项目中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博物馆与商铺两种不同建筑品性的矛盾，并以此应对建筑自治与资本主导之间的冲突。通常而言，博物馆总是与干净纯粹﹑安静﹑具纪念性的建筑空间与形式相关，总是处于建筑师创造并把握的空间秩序之下。与之相反，商铺则往往代表着混乱世俗的场景，以及不为建筑师所控制的更改变化。刘家琨首先默认了这种习以为常的二元划分。但他并不将二者简单分开，也没有采用强制的风格统一，而是采用外商铺内博物馆的空间对比模式。杂乱的商铺形成了建筑的外部，博物馆的静谧空间构成了内部。这种内外之间的强烈对比显现了资本力量在建筑生成中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建筑师负隅顽抗的立场。与安仁博物馆聚落项目中其他建筑师对博物馆的建筑纯粹性的顽固维护所不同，资本与建筑师之间对于钟馆建筑主导权力的争夺并没有隐藏，而是最终被充满戏剧性对比的建筑形式与空间表达出来。作为项目支配力量的资本势力并没有被隐藏在“非商业”的建筑纯粹性之后。其他建筑师或者有意或者下意识地期待纯粹的博物馆建筑形式可以表达一种对于项目商业企图及资本力量的漠视﹑拒绝或排斥，然而这种以意识形态出发的对抗在现实之中只能成为一种虚无的姿态。资本力量并没有被解除，而是藏身于貌似无关的面具之后。“非商业”的纯粹的建筑形式避免不了它被“消费”为商业砝码，并在现实中促进下一步商业开发并创造价值利润的使命。而与此不同，刘家琨的钟馆则将这种资本力量的主导性直白地显现出来。该项目所代表的中国式的文化/商业二重关系经由建筑形式与空间的强烈对比而“可见”。如果说刘家琨的建筑实践在“此时此地”有其批判性，那么这种批判性不在于纯粹与杂乱﹑文化的与商业的形式对立本身，而在于显现了资本力量对于文化面具的借用关系，以及建筑学中习以为常的依靠纯粹建筑形式而对抗消费主义文化现实的苍白之处。
刘家琨的建筑实践总能显现出一些“此时此地”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如此“现实”，恰恰在于它们并非仅仅属于那些项目自身的“此时此地”，而更属于中国当代建筑学发展所遭遇的“此时此地”的困境。
[1] 刘家琨（2006），“我在西部做建筑”，时代建筑，2006年第4期，总第90期。
2007-01-31
太多概念 (Too Many Ideas)
杰里米·提尔（Jeremy Till）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教授
莎拉·威格勒斯沃斯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翻译：冯路
（发表于《建筑师》2005：12，No.118）
概要：一种建立在对理性主义的绝对信仰之上的启蒙-原教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下建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评价。然而，作为建筑学科的核心，建筑设计具有艺术和科学的两面性。如果我们要使建筑设计能够成为研究本身，那么我们必须建立建筑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论，而不是依赖于科学或者艺术学科对方法论的限定。对于建筑学而言，以设计为研究有两个特殊的特征：其一，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其二，设计行为具有偶然性。针对这种偶然性，研究需要两个手段来保证：一方面以意图来主导设计与研究，另一方面保持怀疑的批判性态度。建筑学研究就在一种有意图的行动和反思之间的反复过程中得以展开。
关键词：建筑学，方法论，启蒙-原教旨主义，以设计为研究，偶然性，诠释，怀疑
Abstract：Now the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is basically dominated by a kind of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However, as the core of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stands on art and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If we wanted to regard design as research, it could be necessary to conceive a self-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rather than methodologies from disciplines of science or art. The extraordinary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n the architectural contex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a synthetic act of research through which new forms of knowledge are created; the second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contingent. The response to possible trouble of contingen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driven by intent, the second by doubt. The research of architecture will be unfolded within the circle between action with intent and reflection with doubt.
Key words：Architecture，Methodology，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Research by design，Contingent，Interpretation，Doubt
我们在伦敦靠近一条铁路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一个居住和工作的房子[1]
伦敦的城市之趣不在它的正面；而在于它的背后
这个房子在一条被遗忘的街的尽端
前面的院门暗示着它后面的混杂；老式的柳木篱笆靠着新的钢栏
信箱在英国是红色的
上面，一堵沙袋墙意味着保护 – 听觉和其他的 – 从铁路边来的
沙袋会逐渐腐烂，而里面的沙子，水泥和石灰则慢慢变硬
留下表面斑驳的混凝土墙，上面有着袋子的痕迹
这墙不是漠视时光，而是让时间经它而去
场地带来灵感，我们以铁路旁遗弃的枕木为窗框；工人们称之燧石建筑学
沙袋的保护犹如给办公室围上了绷带
办公室通常与家居不一样 – 生硬的，光亮的，全体的 （以及男性的）……
……但是我们的办公室被棉被包裹着，一种家用手段
工人们称之尿布；他们明白
办公室的下部支撑是用铁丝网拢住的回收混凝土块……
……废墟的记忆曾停留于此
住宅的立面把家庭内部的复杂带到了表面
住宅被稻草围着；厚厚的，让人舒适的稻草包
光滑而又毛茸茸的；并无当地的怀旧之情
通过它升起塔，书之塔……
一个在顶部有一个巢的垂直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以一年一百本书来算，需要四十九年才能摆满书架直到塔的顶端；那时候我们应该老得爬不动楼梯了
我们从餐桌开始，整洁摆放的布置类似一个平面图，如同建筑师让我们相信的世界的样子
但是一会儿时间之后，我们为平面不可能的纯净而烦恼……
……留下了使用的痕迹……
……它被我们记下在一个平面图里，一个行动的平面
一个被家庭琐事打断的内部
一个怀孕的食品库
一个身体的座位
在办公室里，跳动的顶光停止在伦敦逗留到最晚的绘图板上，一位有知识的莎拉在那上面察看她的布景
这儿描述的是莎拉·威格勒斯沃斯（Sarah Wigglesworth）和我设计的一个房子。在第一份介绍这个项目的主要出版物上，批评家描述这个房子具有“太多的概念”。这不是句赞扬之语。他还说这个设计是“自我纵容的”。同样，这句也不是。
在太多的概念和自我纵容这两个评语之后所暗示的是建筑文化中的一个明确的趋势，尤其是英国建筑文化。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建筑被当成一个对简单事实的明晰表达。从宏观到细部，有一个想法就足够了。成熟的建筑表达一致，并在局部保持完整。成熟的建筑看上去符合一种建筑发展的系谱，其中笨拙的瞬间，矛盾和混杂被毫不留情地校正了。建筑批评家们通过他们的写作建立这样的系谱，定义了一系列的风格，方法，技巧和品位。如果你符合其中一项，你就是一个建筑师。如果你定义了这些内容，你就是个伟大的建筑师。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内容，这些名目，你就被指责为任性，不成熟，自我纵容，也许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师。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喜欢它。太多的概念？简直就是犯罪。
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了建筑生产（来自建筑师）和建筑认识（来自批评家）的清教徒主义同时也会影响设计之中的研究和以设计为研究的工作，而这种影响是不健康的。我工作于大学，它的格言是：“寻找事物的缘由”。这种宣言提供了一种指导很多研究工作的范式。它声称事物之后均有可定义的缘由，而且这些缘由可以一种理性的实在论的方式被发现。这种范式的根源在于启蒙-原教旨主义（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信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以此为绝对真理的一种思想形态 – 译者注）。 在这里，真知在一种合法化过程中传达，这种合法化主导了所有的面向公众的解释以及可被重复的测试。如果方法是一种通过经验主义的过程而进行的测试，那么信仰体系就是围绕一种“真相可以通过理性的质询而达到”的观念而构成的。在建筑学领域中，启蒙-原教旨主义的阴影可以在这样一些情况中发现：说明性的设计方法论、功能主义的过剩、对建造的必然逻辑的信仰，以想象的客观的技术作为客观发展的标志、风格的理性主义者的类型学规则、通过演算推导而得出的完美形式……等等之类。在现代电脑技术的帮助下，这些方法获得了新的动力，仍被不假思索地运用。
重要的是，这种对启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体系的信任是建筑学试图获得学术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系统假设了一种稳定的和可测试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既然事物 – 以建筑而言 – 的缘由可以客观地分析，所以事物 – 建筑 – 的制作就可以被理性地发展。学院中的教学变成了一种对规则的学习。学院中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对于“真理”的更精确地提炼的规则的总结。学院之外的实践则成为了这些规则的应用。通过对理性质询的学术合法化，强大的力量在学院中形成了。
启蒙-原教旨主义因而成为许多的建筑学之中的研究和许多所谓的通过设计而研究的一种指导性规则。在代尔夫特(Delft)会议上有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试图给设计行为安置一个规则，而实际上这种规则最终将给设计带来限制。采用太多的概念，是对这种不能包容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正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对于理性方法论的信仰的问题在于，在寻找普遍真理或方法时世界必定被严重地编改了。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不能接纳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性。他们从日常生活的不雅观中逃离，虽然面对其多样的、重叠的形态，却从有条理的、给人安慰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帮助。在对“真理”的寻找中，他们绕过了真实。他们不能容忍不可预知性，把人类行为缩减为一系列具有理性基础的规则。
但是，实际上，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们所描述的事物不是，也从来不会是，建筑学。建筑学一方面采用如艺术家那样的天才式的沉思，另一方面采用获得知识合法化的科学理性，而在这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中，建筑学有时候却忘记了将自己建立为一种自身主导的学科。这在代尔夫特会议中关于“进入设计之内的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和“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二者之间的模糊中体现了出来。前者试图解释设计的过程，但让我迷惑，因为这种解释是通过一些抽象的词语来展开的，这些词语让我不能理解。我估计这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已经不再做设计了。后者，即以设计为研究，本来是此次会议的真正主题，但看来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观念在建筑学中所具有的潜在的真实力量 – 建筑学所特有的对研究体系的贡献。在通过别人的研究方法来使我们自己的研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我们过于谦虚了。
对我来说，建筑学中的以设计为研究的特殊力量有两种。第一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通过它，新的知识形式被创造了。建筑设计必须在一个包含知识、物质、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广泛基础上展开。这种契约可以也应该采取研究的形式。以严格的和符合伦理的方式针对那些异常重要的条件来行进研究是设计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后，设计行为收集这些线索并通过综合（一种有意图的而非冲动的瞬间）而转换出群居和契约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让我们称之为建筑，实际上是新的知识形式，但是这种知识不是通过传统的对学者的借助来领会的，而是通过我们与认知、感知和存在之间的契约来获得的。如果导向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可被看作研究的一种方向，那么我认为设计就是一种示范性的研究形式，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对知识制定的定义不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模式。传统研究常常基于对已有事物的分析，而建筑学研究却是投射的和动态的。传统研究考虑客观性，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必然是思索性的。传统研究常常因为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正确性而困扰，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更关心结果。正如本·万·伯克尔（Ben van Berkel）在会议上所说的，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本身而是你发现了什么 – 一个很多代表应该学习的经验。
以设计为研究的第二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具有偶然性的。我认为建筑设计的一个可见的前景就在于它的真实的偶然性。建筑学总是向不确定敞开。它与超越它控制的力量相斗争。设计的过程不可能受制于方法，确定的过程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客户不是那么单纯的），建筑的过程向持续的不确定性敞开，建筑的工作是不可预知的。建筑学被引入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复杂的混合之中，在任何单一的层面上，建筑都被其他力量所偶然影响。
但是，这种真实的偶然性真的是一种虚弱的标志吗？我怎样才能使之成为一种力量呢？缺乏可以分析“事物的缘由”的确定性 – 这是知识层面的虚弱，因而偶然性被看作一种对建立稳定知识基础的妨碍。虚弱也存在于职业的层面。一个职业不能容忍它所不能控制的，因为它所不能控制的事物威胁了它整个的作为确定的真理、技巧和行动的掌握者而存在的理由。这样就有一个争论：一旦接受了建筑学被偶然性所影响的这一认识论上的虚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上的和建筑学研究中的虚弱 – 或者果真如此吗？
早期的马克思清楚地申明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不应该被看作为一种历史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他说：“人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如果我们用“建筑”一词替换“历史” – 人们创造建筑，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 –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建立在他的伟大之上。偶然性并非是建筑学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马克思还说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角色并非要摆脱历史的偶然性，就像先前的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那样的完善的整体叙事。他们所应该做的，马克思指出，是理解偶然性，特别是把历史（或者对我们来说，建筑学）看作一系列社会关系。在这种观点下，偶然性实际上是坚实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的催化剂，而决不是一种缺点。同样，柯布西耶的“不可言说的空间消除了偶然性的出现”[2]著名论断是注定失败的，正如很多试图摆脱建筑的偶然性的理论和方法论一样。
如果它被认为不可避免地导向相对主义，那么偶然性就不过是虚弱的一个标志。我这里说的是一种知识立场：其中没有某一个竞争的立场或争论能够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权威性。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依附于一个基本的信仰系统，但相对主义者对此表示拒绝。启蒙运动主义者不接受偶然性，但相对主义者将之吸收为知识探寻的真实条件。然而，建筑的偶然性并非必然导向相对主义以及潜在的虚弱状况。哲学家理查德·罗迪（Richard Rorty）认为偶然性使我们与世界建立一种个体化联系，被反语（irony）所定义。[3] 在拒绝所有关于基本真理的概念的基础上，罗迪把人自身定义为一种“偶然的（生理）组织”。但是建筑学不能接受罗迪在偶然性之中暗示的唯我论[4]，这不仅因为建筑学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学是公共的和政治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并因而不能通过一系列的个体的﹑唯我主义的反应而建立。用以替代的是，我们必须对建筑的偶然性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做出反应 – 对建筑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负责。依此，偶然性必然使我们可以拥有坚实的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s） – 即哲学家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Smith）所说的坚实的解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5]。这种解释避免了由建筑师和建筑教育者们偏爱的正统的方法论所带来的一元论态度。它们在面对世界的偶然性时比较具有灵活性，但是又并不被其所掩盖，因为这种诠释是建立在研究和用以判断的伦理（宽泛意义上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些诠释是负责任的。它们也许并不完美，不会和个人交流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带有一种政治意识。
那么，如我所说，如果建筑学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学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设计活动来进行研究呢？设计所处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其中充满了障碍和争斗的力量，那么它是否就不可能变得清楚或者超越相对主义式的反应呢？所有的事情都过于含糊了。我对此所采用的手段有两种。第一个是以意图来引导，第二个是怀疑。
建筑师的行动必定是有意图的。相对主义者的虚弱的反应是“怎么都行”- 其结果是取消有意图的行动 – 而坚实的解释学的反应是调查和研究偶然性的领地，然后做出诠释，再采取有意图的行动。依次，建筑学保留了一种抵抗的和挽救的潜能；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对日常世界中的力量做出反应：不但试图在那些力量的再形成中扮演角色（但不是唯一的角色，那是现代主义者的错误），而且还在此之前提防和压制这些力量。谦卑不是那种我们的大男子气概的职业易于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工作的偶然性的领域需要如此。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事情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于偶然性领域的含糊，我的第二个措施是采用怀疑的态度。你也许会问，怀疑如何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一种研究的基础呢？让我引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之语来做解释。他在就职哲学教授的演说中提出：“人们都清楚他们自己的研究，那是一种自身内在的无秩序。”[6] 一个哲学家用一种职业的怀疑作为他就职演说的开端 – 哲学，假定的真理的港湾；这真是奇妙。关键在于，梅洛·庞蒂把怀疑看作他作为哲学家和研究者的一种本质的条件。为了理解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记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拒绝逃离城市并坚持面对他的法庭审判，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的哲学视为一种“必需捍卫的崇拜之物，而是某种存在于和雅典人生活相关的思考模式”[7]。他最后被处死了，因为其给别人带来了不可宽恕的冒犯 – 让他们怀疑他们自己。七十五年后的亚里士多德则会选择离开，声称他不能让城市执行一个新的反对哲学的犯罪。如今在建筑学中有太多的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退却的做法，以一种对建筑纯洁性的知识化的保护模式来抵制社会将带来的玷污？我认为不能如此。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是更好吗？我相信如此。这是一种通过怀疑而收益的模式，把可能错误的东西坚定的拆开以使它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做法并非毫无希望的屈服。梅洛·庞蒂提倡一种在退却 – 根本的反思 – 达成契约 – 有意图的行动 – 几者之间的持续的运动。“为了真正地参与，我们必须退后以获得距离。”建筑学研究采取这种从退却到参与的运动 – 从不完全陷入（因为不加批判地屈服），但是也从不完全退却（因为难以置信的纯洁）。这种行动是建立在以怀疑为条件之上，如果没有怀疑，我们就永远处于忽视或强迫他人的危险之中。
这种怀疑也是教育的本质部分。没有它，教学变成对正统的传授。通过对规定的方法﹑遵循规则的学习﹑以及现状的延续之类的强制性要求，教师维护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权力。[8] 怀疑，在另一方面，鼓励了杜威（Dewey）所说的“沉思的智慧（reflective intelligence）”，凭此每个学生得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以面对竞争形势的多样性。在建筑学中，这种沉思的智慧是一种面对建筑领域的偶然性的基本准备。
建筑师﹑建筑学研究者和建筑学生必须在哲学家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所说的“断裂的中间（Broken Middle）”[9]的领地中活动，从基本信仰的不可能的纯洁和具破坏性的个体的“偶然性的（生理）组织”之间的争斗中离开。有趣的是，罗斯将建筑设计定义为一种思考的模式（或者用她的话说是一种观念和学习的构成），这种模式使人们可以在这个断裂的中间地带中操作。但是只有当我们足够自信地把它当成一种自主而无需从艺术或科学获得合法化的学科来讨论时，而且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地接受它的真实的偶然性之时，建筑学及其以设计为研究才能有效。如果我们可以，那么我认为建筑学就成为追寻知识和参与行动的一种可供效仿的模式，并且，在偶然性领域中，以设计为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绝对需要。
我从我们自己的居住和办公的房子谈起。我们俩都是学术工作者，也都是建筑师，在理论性的实践者与实践性的理论家之间的交叉中工作。我们的部分方式可能因其混杂和笨拙而无法应对英国晚期现代主义的统治性地位和残留的建筑讨论模式。更严肃的是，我们常常把项目视为一项以设计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试图把我们知识性的关注综合或压缩成某种物质形式。如果这些关注是多元化的，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并不一致，那正是如此。这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偶然性领域的自然特征，不能被简单的方法带来知识上的束缚，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概念。太多的概念，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 本文为2000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Delft）举办的“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国际会议的会议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之后作为会议最佳论文被再次收录于2001年4月的欧洲建筑教育联盟会刊（EAAE Newsletter）之中。
** 本文关键词与概要为译者所加。
[1] 相关图片在如下网址可以看到：www.swarch.co.uk/eaae
[2] Le Corbusier (1993), “Ineffable Space”, reprinted in Joan Ockman,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New York: Rizzoli ), pp 66-67.
[3] Richard Rorty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see Richard Bernstein's critique of Rorty’s argument and its apolitical nature: Richard Bernstein (1991), “Rorty’s Liberal Utopia”, 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258 -292.
[5] see Nicholas Smith (1997),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6] Maurice Merleau-Ponty （1963）,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Wild and James Edi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60.
[7] Ibid, p64.
[8] This attitude is typified in the truly frightening books issued to delegates at the Delft Conference.
[9] Gillian Rose (1992), Broken Middle, (Oxford: Blackwell), pp 300ff.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教授
莎拉·威格勒斯沃斯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翻译：冯路
（发表于《建筑师》2005：12，No.118）
概要：一种建立在对理性主义的绝对信仰之上的启蒙-原教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下建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评价。然而，作为建筑学科的核心，建筑设计具有艺术和科学的两面性。如果我们要使建筑设计能够成为研究本身，那么我们必须建立建筑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论，而不是依赖于科学或者艺术学科对方法论的限定。对于建筑学而言，以设计为研究有两个特殊的特征：其一，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其二，设计行为具有偶然性。针对这种偶然性，研究需要两个手段来保证：一方面以意图来主导设计与研究，另一方面保持怀疑的批判性态度。建筑学研究就在一种有意图的行动和反思之间的反复过程中得以展开。
关键词：建筑学，方法论，启蒙-原教旨主义，以设计为研究，偶然性，诠释，怀疑
Abstract：Now the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is basically dominated by a kind of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However, as the core of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stands on art and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If we wanted to regard design as research, it could be necessary to conceive a self-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in architecture rather than methodologies from disciplines of science or art. The extraordinary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n the architectural contex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a synthetic act of research through which new forms of knowledge are created; the second strength of research by design is that the act of design is contingent. The response to possible trouble of contingent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driven by intent, the second by doubt. The research of architecture will be unfolded within the circle between action with intent and reflection with doubt.
Key words：Architecture，Methodology，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Research by design，Contingent，Interpretation，Doubt
我们在伦敦靠近一条铁路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一个居住和工作的房子[1]
伦敦的城市之趣不在它的正面；而在于它的背后
这个房子在一条被遗忘的街的尽端
前面的院门暗示着它后面的混杂；老式的柳木篱笆靠着新的钢栏
信箱在英国是红色的
上面，一堵沙袋墙意味着保护 – 听觉和其他的 – 从铁路边来的
沙袋会逐渐腐烂，而里面的沙子，水泥和石灰则慢慢变硬
留下表面斑驳的混凝土墙，上面有着袋子的痕迹
这墙不是漠视时光，而是让时间经它而去
场地带来灵感，我们以铁路旁遗弃的枕木为窗框；工人们称之燧石建筑学
沙袋的保护犹如给办公室围上了绷带
办公室通常与家居不一样 – 生硬的，光亮的，全体的 （以及男性的）……
……但是我们的办公室被棉被包裹着，一种家用手段
工人们称之尿布；他们明白
办公室的下部支撑是用铁丝网拢住的回收混凝土块……
……废墟的记忆曾停留于此
住宅的立面把家庭内部的复杂带到了表面
住宅被稻草围着；厚厚的，让人舒适的稻草包
光滑而又毛茸茸的；并无当地的怀旧之情
通过它升起塔，书之塔……
一个在顶部有一个巢的垂直的图书馆
如果我们以一年一百本书来算，需要四十九年才能摆满书架直到塔的顶端；那时候我们应该老得爬不动楼梯了
我们从餐桌开始，整洁摆放的布置类似一个平面图，如同建筑师让我们相信的世界的样子
但是一会儿时间之后，我们为平面不可能的纯净而烦恼……
……留下了使用的痕迹……
……它被我们记下在一个平面图里，一个行动的平面
一个被家庭琐事打断的内部
一个怀孕的食品库
一个身体的座位
在办公室里，跳动的顶光停止在伦敦逗留到最晚的绘图板上，一位有知识的莎拉在那上面察看她的布景
这儿描述的是莎拉·威格勒斯沃斯（Sarah Wigglesworth）和我设计的一个房子。在第一份介绍这个项目的主要出版物上，批评家描述这个房子具有“太多的概念”。这不是句赞扬之语。他还说这个设计是“自我纵容的”。同样，这句也不是。
在太多的概念和自我纵容这两个评语之后所暗示的是建筑文化中的一个明确的趋势，尤其是英国建筑文化。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建筑被当成一个对简单事实的明晰表达。从宏观到细部，有一个想法就足够了。成熟的建筑表达一致，并在局部保持完整。成熟的建筑看上去符合一种建筑发展的系谱，其中笨拙的瞬间，矛盾和混杂被毫不留情地校正了。建筑批评家们通过他们的写作建立这样的系谱，定义了一系列的风格，方法，技巧和品位。如果你符合其中一项，你就是一个建筑师。如果你定义了这些内容，你就是个伟大的建筑师。如果你违反了这些内容，这些名目，你就被指责为任性，不成熟，自我纵容，也许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师。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喜欢它。太多的概念？简直就是犯罪。
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了建筑生产（来自建筑师）和建筑认识（来自批评家）的清教徒主义同时也会影响设计之中的研究和以设计为研究的工作，而这种影响是不健康的。我工作于大学，它的格言是：“寻找事物的缘由”。这种宣言提供了一种指导很多研究工作的范式。它声称事物之后均有可定义的缘由，而且这些缘由可以一种理性的实在论的方式被发现。这种范式的根源在于启蒙-原教旨主义（Enlightenment fundamentalism， 信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以此为绝对真理的一种思想形态 – 译者注）。 在这里，真知在一种合法化过程中传达，这种合法化主导了所有的面向公众的解释以及可被重复的测试。如果方法是一种通过经验主义的过程而进行的测试，那么信仰体系就是围绕一种“真相可以通过理性的质询而达到”的观念而构成的。在建筑学领域中，启蒙-原教旨主义的阴影可以在这样一些情况中发现：说明性的设计方法论、功能主义的过剩、对建造的必然逻辑的信仰，以想象的客观的技术作为客观发展的标志、风格的理性主义者的类型学规则、通过演算推导而得出的完美形式……等等之类。在现代电脑技术的帮助下，这些方法获得了新的动力，仍被不假思索地运用。
重要的是，这种对启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体系的信任是建筑学试图获得学术的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系统假设了一种稳定的和可测试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既然事物 – 以建筑而言 – 的缘由可以客观地分析，所以事物 – 建筑 – 的制作就可以被理性地发展。学院中的教学变成了一种对规则的学习。学院中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对于“真理”的更精确地提炼的规则的总结。学院之外的实践则成为了这些规则的应用。通过对理性质询的学术合法化，强大的力量在学院中形成了。
启蒙-原教旨主义因而成为许多的建筑学之中的研究和许多所谓的通过设计而研究的一种指导性规则。在代尔夫特(Delft)会议上有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试图给设计行为安置一个规则，而实际上这种规则最终将给设计带来限制。采用太多的概念，是对这种不能包容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正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对于理性方法论的信仰的问题在于，在寻找普遍真理或方法时世界必定被严重地编改了。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不能接纳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性。他们从日常生活的不雅观中逃离，虽然面对其多样的、重叠的形态，却从有条理的、给人安慰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帮助。在对“真理”的寻找中，他们绕过了真实。他们不能容忍不可预知性，把人类行为缩减为一系列具有理性基础的规则。
但是，实际上，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们所描述的事物不是，也从来不会是，建筑学。建筑学一方面采用如艺术家那样的天才式的沉思，另一方面采用获得知识合法化的科学理性，而在这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中，建筑学有时候却忘记了将自己建立为一种自身主导的学科。这在代尔夫特会议中关于“进入设计之内的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和“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二者之间的模糊中体现了出来。前者试图解释设计的过程，但让我迷惑，因为这种解释是通过一些抽象的词语来展开的，这些词语让我不能理解。我估计这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已经不再做设计了。后者，即以设计为研究，本来是此次会议的真正主题，但看来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观念在建筑学中所具有的潜在的真实力量 – 建筑学所特有的对研究体系的贡献。在通过别人的研究方法来使我们自己的研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我们过于谦虚了。
对我来说，建筑学中的以设计为研究的特殊力量有两种。第一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一种综合化的研究行为，通过它，新的知识形式被创造了。建筑设计必须在一个包含知识、物质、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广泛基础上展开。这种契约可以也应该采取研究的形式。以严格的和符合伦理的方式针对那些异常重要的条件来行进研究是设计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后，设计行为收集这些线索并通过综合（一种有意图的而非冲动的瞬间）而转换出群居和契约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让我们称之为建筑，实际上是新的知识形式，但是这种知识不是通过传统的对学者的借助来领会的，而是通过我们与认知、感知和存在之间的契约来获得的。如果导向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可被看作研究的一种方向，那么我认为设计就是一种示范性的研究形式，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对知识制定的定义不再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模式。传统研究常常基于对已有事物的分析，而建筑学研究却是投射的和动态的。传统研究考虑客观性，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必然是思索性的。传统研究常常因为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正确性而困扰，而以设计展开的建筑学研究却更关心结果。正如本·万·伯克尔（Ben van Berkel）在会议上所说的，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本身而是你发现了什么 – 一个很多代表应该学习的经验。
以设计为研究的第二个力量是：设计行为是具有偶然性的。我认为建筑设计的一个可见的前景就在于它的真实的偶然性。建筑学总是向不确定敞开。它与超越它控制的力量相斗争。设计的过程不可能受制于方法，确定的过程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客户不是那么单纯的），建筑的过程向持续的不确定性敞开，建筑的工作是不可预知的。建筑学被引入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复杂的混合之中，在任何单一的层面上，建筑都被其他力量所偶然影响。
但是，这种真实的偶然性真的是一种虚弱的标志吗？我怎样才能使之成为一种力量呢？缺乏可以分析“事物的缘由”的确定性 – 这是知识层面的虚弱，因而偶然性被看作一种对建立稳定知识基础的妨碍。虚弱也存在于职业的层面。一个职业不能容忍它所不能控制的，因为它所不能控制的事物威胁了它整个的作为确定的真理、技巧和行动的掌握者而存在的理由。这样就有一个争论：一旦接受了建筑学被偶然性所影响的这一认识论上的虚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上的和建筑学研究中的虚弱 – 或者果真如此吗？
早期的马克思清楚地申明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不应该被看作为一种历史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他说：“人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如果我们用“建筑”一词替换“历史” – 人们创造建筑，但并不总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中 –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建立在他的伟大之上。偶然性并非是建筑学逻辑的缺点，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条件。马克思还说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角色并非要摆脱历史的偶然性，就像先前的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那样的完善的整体叙事。他们所应该做的，马克思指出，是理解偶然性，特别是把历史（或者对我们来说，建筑学）看作一系列社会关系。在这种观点下，偶然性实际上是坚实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的催化剂，而决不是一种缺点。同样，柯布西耶的“不可言说的空间消除了偶然性的出现”[2]著名论断是注定失败的，正如很多试图摆脱建筑的偶然性的理论和方法论一样。
如果它被认为不可避免地导向相对主义，那么偶然性就不过是虚弱的一个标志。我这里说的是一种知识立场：其中没有某一个竞争的立场或争论能够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权威性。启蒙-原教旨主义者依附于一个基本的信仰系统，但相对主义者对此表示拒绝。启蒙运动主义者不接受偶然性，但相对主义者将之吸收为知识探寻的真实条件。然而，建筑的偶然性并非必然导向相对主义以及潜在的虚弱状况。哲学家理查德·罗迪（Richard Rorty）认为偶然性使我们与世界建立一种个体化联系，被反语（irony）所定义。[3] 在拒绝所有关于基本真理的概念的基础上，罗迪把人自身定义为一种“偶然的（生理）组织”。但是建筑学不能接受罗迪在偶然性之中暗示的唯我论[4]，这不仅因为建筑学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学是公共的和政治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并因而不能通过一系列的个体的﹑唯我主义的反应而建立。用以替代的是，我们必须对建筑的偶然性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做出反应 – 对建筑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负责。依此，偶然性必然使我们可以拥有坚实的诠释（strong interpretations） – 即哲学家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Smith）所说的坚实的解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5]。这种解释避免了由建筑师和建筑教育者们偏爱的正统的方法论所带来的一元论态度。它们在面对世界的偶然性时比较具有灵活性，但是又并不被其所掩盖，因为这种诠释是建立在研究和用以判断的伦理（宽泛意义上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些诠释是负责任的。它们也许并不完美，不会和个人交流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带有一种政治意识。
那么，如我所说，如果建筑学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学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设计活动来进行研究呢？设计所处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其中充满了障碍和争斗的力量，那么它是否就不可能变得清楚或者超越相对主义式的反应呢？所有的事情都过于含糊了。我对此所采用的手段有两种。第一个是以意图来引导，第二个是怀疑。
建筑师的行动必定是有意图的。相对主义者的虚弱的反应是“怎么都行”- 其结果是取消有意图的行动 – 而坚实的解释学的反应是调查和研究偶然性的领地，然后做出诠释，再采取有意图的行动。依次，建筑学保留了一种抵抗的和挽救的潜能；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对日常世界中的力量做出反应：不但试图在那些力量的再形成中扮演角色（但不是唯一的角色，那是现代主义者的错误），而且还在此之前提防和压制这些力量。谦卑不是那种我们的大男子气概的职业易于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工作的偶然性的领域需要如此。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事情不可能是完美的。
对于偶然性领域的含糊，我的第二个措施是采用怀疑的态度。你也许会问，怀疑如何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一种研究的基础呢？让我引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之语来做解释。他在就职哲学教授的演说中提出：“人们都清楚他们自己的研究，那是一种自身内在的无秩序。”[6] 一个哲学家用一种职业的怀疑作为他就职演说的开端 – 哲学，假定的真理的港湾；这真是奇妙。关键在于，梅洛·庞蒂把怀疑看作他作为哲学家和研究者的一种本质的条件。为了理解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记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拒绝逃离城市并坚持面对他的法庭审判，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的哲学视为一种“必需捍卫的崇拜之物，而是某种存在于和雅典人生活相关的思考模式”[7]。他最后被处死了，因为其给别人带来了不可宽恕的冒犯 – 让他们怀疑他们自己。七十五年后的亚里士多德则会选择离开，声称他不能让城市执行一个新的反对哲学的犯罪。如今在建筑学中有太多的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退却的做法，以一种对建筑纯洁性的知识化的保护模式来抵制社会将带来的玷污？我认为不能如此。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是更好吗？我相信如此。这是一种通过怀疑而收益的模式，把可能错误的东西坚定的拆开以使它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做法并非毫无希望的屈服。梅洛·庞蒂提倡一种在退却 – 根本的反思 – 达成契约 – 有意图的行动 – 几者之间的持续的运动。“为了真正地参与，我们必须退后以获得距离。”建筑学研究采取这种从退却到参与的运动 – 从不完全陷入（因为不加批判地屈服），但是也从不完全退却（因为难以置信的纯洁）。这种行动是建立在以怀疑为条件之上，如果没有怀疑，我们就永远处于忽视或强迫他人的危险之中。
这种怀疑也是教育的本质部分。没有它，教学变成对正统的传授。通过对规定的方法﹑遵循规则的学习﹑以及现状的延续之类的强制性要求，教师维护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权力。[8] 怀疑，在另一方面，鼓励了杜威（Dewey）所说的“沉思的智慧（reflective intelligence）”，凭此每个学生得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以面对竞争形势的多样性。在建筑学中，这种沉思的智慧是一种面对建筑领域的偶然性的基本准备。
建筑师﹑建筑学研究者和建筑学生必须在哲学家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所说的“断裂的中间（Broken Middle）”[9]的领地中活动，从基本信仰的不可能的纯洁和具破坏性的个体的“偶然性的（生理）组织”之间的争斗中离开。有趣的是，罗斯将建筑设计定义为一种思考的模式（或者用她的话说是一种观念和学习的构成），这种模式使人们可以在这个断裂的中间地带中操作。但是只有当我们足够自信地把它当成一种自主而无需从艺术或科学获得合法化的学科来讨论时，而且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地接受它的真实的偶然性之时，建筑学及其以设计为研究才能有效。如果我们可以，那么我认为建筑学就成为追寻知识和参与行动的一种可供效仿的模式，并且，在偶然性领域中，以设计为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绝对需要。
我从我们自己的居住和办公的房子谈起。我们俩都是学术工作者，也都是建筑师，在理论性的实践者与实践性的理论家之间的交叉中工作。我们的部分方式可能因其混杂和笨拙而无法应对英国晚期现代主义的统治性地位和残留的建筑讨论模式。更严肃的是，我们常常把项目视为一项以设计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试图把我们知识性的关注综合或压缩成某种物质形式。如果这些关注是多元化的，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并不一致，那正是如此。这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偶然性领域的自然特征，不能被简单的方法带来知识上的束缚，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概念。太多的概念，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 本文为2000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Delft）举办的“以设计为研究（Research by design）”国际会议的会议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之后作为会议最佳论文被再次收录于2001年4月的欧洲建筑教育联盟会刊（EAAE Newsletter）之中。
** 本文关键词与概要为译者所加。
[1] 相关图片在如下网址可以看到：www.swarch.co.uk/eaae
[2] Le Corbusier (1993), “Ineffable Space”, reprinted in Joan Ockman,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New York: Rizzoli ), pp 66-67.
[3] Richard Rorty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see Richard Bernstein's critique of Rorty’s argument and its apolitical nature: Richard Bernstein (1991), “Rorty’s Liberal Utopia”, 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258 -292.
[5] see Nicholas Smith (1997),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6] Maurice Merleau-Ponty （1963）,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Wild and James Edi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60.
[7] Ibid, p64.
[8] This attitude is typified in the truly frightening books issued to delegates at the Delft Conference.
[9] Gillian Rose (1992), Broken Middle, (Oxford: Blackwell), pp 300ff.
2007-01-29
瓦园三惑
冯路 
（发表于《建筑业导报》2007:01 No.339）
十月七日，在当日闭馆的前一刻，我终于寻入瓦园。 瓦园于我，有三惑。其一，图与物；其二，建筑与场地；其三，审美与社会学。
十月七日，在当日闭馆的前一刻，我终于寻入瓦园。 瓦园于我，有三惑。其一，图与物；其二，建筑与场地；其三，审美与社会学。
最先看到的“瓦园”，并非深藏在军械库展区末端处女花园内的实物，而是发布在网络新闻中的效果图。这张效果图有着国内建筑表现图像所特有的细腻和优美，宛如实物。然而所谓逼真终究并非真实，建立在图像中的意境也未必能实现在现实空间里。简单举例，图中树木形态优美，且枯枝无叶，和灰色的瓦面放在一起，很有些静默出尘的意思。然而现实中的处女花园却绿叶繁茂，树形普通。双年展九月开馆，意大利正处夏末之际，即便十月初秋，威尼斯也并不像北方城市一般满地都是落叶。图画与实景之差，就首先让我在步入处女花园瞥见瓦园的那一瞬间迷惑顿生。效果图中瓦园看似规模较大，效果颇佳，然而相比之下，实际尺度却要小很多。这其中，显然有设计变更的缘故，据说为展方条件所限，不能实现初衷。但是，也显然有效果图制作中设置广角或推远距离所虚构而成的宏大场景。效果图从来都不能反映真实感受，建筑师常借优美的图像应付业主，久而久之，却容易带来另一个危险：自己也信以为真，并把它当成考量设计的主要手段。话说至此，与其说我怀疑并质询建筑师王澍受限于图，还不如说我已经发现自身为图所惑的危险状态。
所谓园者，当以游为主。游园，就是一个动态的感受情景的过程。这个动态，通常由路径来引导。以我个人之见，这就是为什么瓦园的点睛之处恰在瓦面上有一条竹道曲折而上的缘故。这个设计概念本身抽象，干净简洁，取意在先而不拘于形。瓦园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内外”之间。中国传统园林所特有的空间体验，于我而言，恰在于那种游刃于内外之间的时空展开。内外相融，传统园林主要由曲径步道和竖立的或开或闭﹑或漏或透的墙窗门屏相应而成，简单说，就是游览路径和空间界面相互配合。然而游园总是在“屋顶”之下，虽偶有登高望远，或露天而行，但身体总是在“屋内”。瓦园却将路径设于“屋顶”之上，转折前行，身在“园内”而“屋外”。这就是它的有趣之处。正如策展人范迪安和王明贤在双年展图册中所言，“它是一个屋顶或者一片倾斜场地，亦或一处不同类型的花园”。然而瓦园之趣，却只在进入瓦园之后。依展览区路径进入处女花园，除了隐秘的正道，还有一条通畅的小径。我循小径而入，首先入眼的却是瓦园尴尬的背面。我的第二个疑惑也因此而成：此园与彼园，瓦园与处女花园，有着什么样的对话关系？
所谓园者，当以游为主。游园，就是一个动态的感受情景的过程。这个动态，通常由路径来引导。以我个人之见，这就是为什么瓦园的点睛之处恰在瓦面上有一条竹道曲折而上的缘故。这个设计概念本身抽象，干净简洁，取意在先而不拘于形。瓦园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内外”之间。中国传统园林所特有的空间体验，于我而言，恰在于那种游刃于内外之间的时空展开。内外相融，传统园林主要由曲径步道和竖立的或开或闭﹑或漏或透的墙窗门屏相应而成，简单说，就是游览路径和空间界面相互配合。然而游园总是在“屋顶”之下，虽偶有登高望远，或露天而行，但身体总是在“屋内”。瓦园却将路径设于“屋顶”之上，转折前行，身在“园内”而“屋外”。这就是它的有趣之处。正如策展人范迪安和王明贤在双年展图册中所言，“它是一个屋顶或者一片倾斜场地，亦或一处不同类型的花园”。然而瓦园之趣，却只在进入瓦园之后。依展览区路径进入处女花园，除了隐秘的正道，还有一条通畅的小径。我循小径而入，首先入眼的却是瓦园尴尬的背面。我的第二个疑惑也因此而成：此园与彼园，瓦园与处女花园，有着什么样的对话关系？
Photo ©冯路，2006
瓦园自为建筑而又自为场地的自足性似乎鼓励了它与处女花园这一现实场地之间无需建立更为亲密的对话关系。瓦园成为处女花园中的一个景点，而不是将处女花园转入瓦园之中。这其中或许有两处关键：一处在于瓦园得以成形的瓦顶斜面，另一处在于步道与路径。瓦片铺就的斜面过于专注“正面”效果，而轻待侧背之面。这种以固定正面视角为优先的考虑恰恰却是园林所需避免的做法，结果瓦园只能“游”于其上，而不能“游”于其外。同时，这也因为瓦园没有与处女花园现有路径产生足够积极的联系。这不仅在于瓦园对场地的呼应，只取主道而忽略小径；同时还在于瓦园自身之竹道与外部路径之间的微弱关系。
疑惑之三，在于所用瓦片的两种身份。瓦园所用之瓦，都从旧房拆除中收集而来。正如策展人王明贤在新京报采访中所说，大规模拆迁改造是中国当下城市发展的重要现实状况，因此采用拆旧废瓦在双年展上重新建造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在我看来，也非常切合本届关于建筑学和社会的主题。这些瓦片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建筑材料具有审美上的指向；另一方面也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当下大规模拆旧建新的城市发展，以及这种高速城市发展所包含的诸多严重社会学问题。然而让我疑惑的，正是在最终作品中，瓦园之瓦的审美指向成为被表现的主要内容，而其所特有的丰富的社会学内容却轻易地被消解了。瓦园中，王澍瓦面斜铺，展示许江《黑瓦•白瓦》组画的敞廊侧立于旁，二者形成一个从空间到物象的对话。《黑瓦•白瓦》清淡雅致，与瓦园意境到也相得益彰。然而恰是瓦片这种被强化的作为建构材料的优美，及其对传统审美的虚构指向，使其在纪录社会事件与历史中所承载的现实的灰暗与沉重被轻易化解。据说不少参观者都觉得瓦园甚美，然而仅仅“瓦园甚美”，却并非它理所应该唤起的全部评价。
疑惑之三，在于所用瓦片的两种身份。瓦园所用之瓦，都从旧房拆除中收集而来。正如策展人王明贤在新京报采访中所说，大规模拆迁改造是中国当下城市发展的重要现实状况，因此采用拆旧废瓦在双年展上重新建造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在我看来，也非常切合本届关于建筑学和社会的主题。这些瓦片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建筑材料具有审美上的指向；另一方面也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当下大规模拆旧建新的城市发展，以及这种高速城市发展所包含的诸多严重社会学问题。然而让我疑惑的，正是在最终作品中，瓦园之瓦的审美指向成为被表现的主要内容，而其所特有的丰富的社会学内容却轻易地被消解了。瓦园中，王澍瓦面斜铺，展示许江《黑瓦•白瓦》组画的敞廊侧立于旁，二者形成一个从空间到物象的对话。《黑瓦•白瓦》清淡雅致，与瓦园意境到也相得益彰。然而恰是瓦片这种被强化的作为建构材料的优美，及其对传统审美的虚构指向，使其在纪录社会事件与历史中所承载的现实的灰暗与沉重被轻易化解。据说不少参观者都觉得瓦园甚美，然而仅仅“瓦园甚美”，却并非它理所应该唤起的全部评价。
Photo ©冯路，2006
极度城市(Ultra-City)
冯路
(节选自《建筑业导报》2006:05, No.337)
地下空间可被视为城市的一个特殊层面，它与地面城市相平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属性。随着地下空间的大量应用，尤其是地铁系统的发展，在地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或者另一个“城市”，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的“普通城市”，这里称之为“极度城市”（Ultra-City）。极度城市与普通城市共同构筑日常生活空间而处于不同的层面，它们在物理空间中呈映射或镜像的对应关系，但生成完全不同的日常经验。
城市如若列斐布尔（Henri Lefebvre）所言发生于物质的聚集和交换，那么极度城市就起于另一类的交换和聚集。首先，它发生于移动，发生于场地或空间的交换。然而当移动线路增多并交汇在某处时，那些不同向量之间的交替转换又发生新的交换事件。交换之中含有交换，交换之中发生交换，犹如德鲁兹（G. Deleuze）所说的褶子。物质的交换发生于物质在不同人们之间的传递，而场地的交换却是由不同个人的移动来完成。前者的交换在一个预设的空间中进行，后者的交换却随着空间的展开而展开。其次，犹如物质在聚集之后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用以交换并产生不同的划分，极度城市可在场地交换过程中呈现不同的人群聚集形式。这种聚集是动态的聚集，因而它可以不必以高度中心化的方法来获得形式，它不必形成普通城市中的中心/边缘的二元模式，它不必因此而产生矛盾；相反，它可以具有均质化的外观，它可以忽视旧有的地域等级，它可以拥有差异但却相互混合。第三，极度城市也提供如巴塔耶（George Bataille）所说的两种消费模式：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但其消费的主要对象不是物质而是时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消费的城市，一个用以消费时间的城市和传统的生产性城市或现代生产/消费混合城市完全不同。极度城市追求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和渗透，虽然传统的单一秩序无法适应这种需求，然而这种自由的保证也并不能在彻底的无序中形成。虚拟网络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矩阵（Matrix）。通过程序的自我应变，矩阵提供了可控制的最大化自由。矩阵是完美的褶子，它在交换中不断重新聚集；它提供均质化的形式，然而却不断地形成丰富的差异；它几乎是纯粹时间的产物，供应理想的自由。矩阵，或可作为极度城市的一种理想模型。
(节选自《建筑业导报》2006:05, No.337)
地下空间可被视为城市的一个特殊层面，它与地面城市相平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属性。随着地下空间的大量应用，尤其是地铁系统的发展，在地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或者另一个“城市”，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的“普通城市”，这里称之为“极度城市”（Ultra-City）。极度城市与普通城市共同构筑日常生活空间而处于不同的层面，它们在物理空间中呈映射或镜像的对应关系，但生成完全不同的日常经验。
城市如若列斐布尔（Henri Lefebvre）所言发生于物质的聚集和交换，那么极度城市就起于另一类的交换和聚集。首先，它发生于移动，发生于场地或空间的交换。然而当移动线路增多并交汇在某处时，那些不同向量之间的交替转换又发生新的交换事件。交换之中含有交换，交换之中发生交换，犹如德鲁兹（G. Deleuze）所说的褶子。物质的交换发生于物质在不同人们之间的传递，而场地的交换却是由不同个人的移动来完成。前者的交换在一个预设的空间中进行，后者的交换却随着空间的展开而展开。其次，犹如物质在聚集之后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用以交换并产生不同的划分，极度城市可在场地交换过程中呈现不同的人群聚集形式。这种聚集是动态的聚集，因而它可以不必以高度中心化的方法来获得形式，它不必形成普通城市中的中心/边缘的二元模式，它不必因此而产生矛盾；相反，它可以具有均质化的外观，它可以忽视旧有的地域等级，它可以拥有差异但却相互混合。第三，极度城市也提供如巴塔耶（George Bataille）所说的两种消费模式：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但其消费的主要对象不是物质而是时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消费的城市，一个用以消费时间的城市和传统的生产性城市或现代生产/消费混合城市完全不同。极度城市追求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和渗透，虽然传统的单一秩序无法适应这种需求，然而这种自由的保证也并不能在彻底的无序中形成。虚拟网络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矩阵（Matrix）。通过程序的自我应变，矩阵提供了可控制的最大化自由。矩阵是完美的褶子，它在交换中不断重新聚集；它提供均质化的形式，然而却不断地形成丰富的差异；它几乎是纯粹时间的产物，供应理想的自由。矩阵，或可作为极度城市的一种理想模型。
距离
冯路
（节选自《建筑业导报》2006: 03）
Photo ©冯路，2006
11.2, 12:32
他说，批评与实践共同建构了二十世纪的建筑学。批评，或其构成理论，与实践就像硬币的两面。它们无法分离。通过对历史、文化和技术层面的合法化的确立，它们相互证明，并使新的建筑学展现出最大的社会文化价值。
11.2, 12:45
我想，硬币的两面从不分开，但却有着永恒的距离。批评与实践，又或理论与实践，正如知识的两种形式（如福柯所说，可说的与可见的形式），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距离。一方呈现，另一方面就自动隐匿。隐匿并非消失不见，而是，在距离的另一端，以不可见的方式在场。
11.2, 12:56
East Midlands 机场，我身处‘距离’之内。从S城到日内瓦。候机厅内黑色皮椅面对面相隔距离大约一点五米，可供陌生人平静相处，亦可供百无聊赖之下的随机交谈。黑色皮椅背靠背的相隔距离大约零点一五米，耳鬓可及，却永不相见，正如硬币的两面。
11.2, 18:40
他说，二战后的思想、信仰危机也打破了批评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合作。建筑实践变得自我信赖，内部沉思；而传统的激进的批判思想则将它自己发展成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际化斗争，这集中体现在六、七十年代。
11.2, 18:45
我刚离开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日内瓦的一侧。已经是夜色。步行距离并不长，从湖畔就回到了火车站。火车在夜色中穿行，半小时后，我就将到达今日的终点，洛桑。它在日内瓦湖畔的另一侧。
11.3, 22:00
洛桑真是个美丽的城。提着鞋，光脚走在湖畔秋末的沙滩上。我在水与岸之间，恰如走在硬币薄薄的棱边上。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依，而又平静相隔。距离，既远又近。
11.4, 10:50
离开洛桑，前往Lauterbrunnen，离开大湖，前往高山。途经Bern, 少为人知的瑞士首府，要去看Renzo Piano的Paul Klee博物馆。
11.4, 11:05
他说，在当下后结构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认识论下，批判只能是个临时系统。从多元化的平台出发，今天的批判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领域地图。这就是他的‘当代建筑学的地形’。而我刚离开洛桑车站的一号站台，在瑞士自然变化的地形中行进。
11.4, 15:44
Paul Klee博物馆今年方完工开放。它门前的红色钢构，概念来自于一九三七年Paul Klee的绘画作品Unstable Signpost。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杰出画家，康定斯基的密友，曾是Bauhaus众多优秀教员中的一个。车窗外已经可以看到大山，火车正开往Interlaken。Interlaken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当地称之为双子湖。我从未见过如此贴近湖面的火车，轨道距离湖边，也就一米略多的样子。
11.4, 20:34
Lauterbrunnen是Jungfrau山区一个在山腰上的小镇。我躺在一间叫Valley Hostel的小旅馆的单人床上。这是个单人间，不超过六平方米，窗框漆成天蓝色，透过窗户，远远地可见山谷。
11.4, 20:56
他说，在厌倦了表现主义之后，六十年代从艺术界开始有两种思考意义的方式。一方是极少主义，而相对的另一方，是波普。他说把Mies解读成最后的古典主义是毫无意义的。Mies是极少主义，是材料主义。Mies，或者建筑学，不能像艺术的极少主义者那样与外界完全脱离，Mies的思想是从材料性出发。一九六八年，是现代运动终止，而后现代登场的一个标志。这一年，Mies的柏林国家美术馆建成开放，而Deleuze最重要的哲学著作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出版。
11.5, 20:57
他说，经验、历史和作品通过它们的写作交织在一起。它们使得建筑实践变得具有传达性和逻辑性。从职业工作之中逃离出来，从经验与工作的孤立的领域中逃离出来，是为了寻找值得聆听的言语。
11.5, 21:29
小旅馆的走道里，有各种各样前人留下的物品。其中居然有日本当红女作家江国香织的小说，台湾的中文版。“一下子便抵达终点，而那里却是一片荒野。”她这样描述她与情人之间的爱恋。旅馆的另一边有一大群吵吵嚷嚷的韩国人，而我住的这边小楼里陆续来了三队中国男女，都是在英国读书的年轻人。像我这般单身旅行的，并不多见。
11.6, 8:29
俯瞰山间云雾缭绕，并不十分难得，只要登山就行。然而坐在火车里看着美景，却是罕见。此刻，火车攀爬在欧洲之脊的Jungfrau山区里。突然，窗外地面就有了冰霜，再突然，雪山已经从窗外扑面而来。十六年时间，三百工人，九点六公里的高山铁路，在二十世纪初，梦想成为了现实。
11.6, 13:47
从山上下来，上了前往Interlaken的火车，两分钟后开车。这是一趟精确的旅行，有如这个国家的钟表。今天，我要经过Lucerne、Zurich，去Basel。一小时前，我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Jungfraujoch，海拔三千四百五十四米。在车站邮局，我寄了张明信片给家人，他们在遥远的中国。
11.9, 14:21
Herzog & de Meuron 的建筑，总是让我产生既近又远的感受。明明就立在街边，却总是有不在场的幻觉。是否当极少主义的艺术品安置在现实场景中时，它们就必定存在硬币的另一面，就必定带你去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必定让你体验那种遥远而又贴近的距离。Basel这个城，就因为这些个建筑作品，并不只是H&de M的，成为一个充满内在距离的城市。这种距离给城市空间最大的张力，可见或不可见。我现在Basel机场，阳光灿烂。这个机场留下了最后一个有关距离的趣味，它的一半属于瑞士，另一半属于法国。
（注释：“他”，西班牙建筑师和理论家Ignasi de Solá-Morales，巴塞罗那建筑学院的历史和理论课程教授；“他说”，全部来自于他1996年MIT出版的Differences: Top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一书。）
（节选自《建筑业导报》2006: 03）
Photo ©冯路，2006
11.2, 12:32
他说，批评与实践共同建构了二十世纪的建筑学。批评，或其构成理论，与实践就像硬币的两面。它们无法分离。通过对历史、文化和技术层面的合法化的确立，它们相互证明，并使新的建筑学展现出最大的社会文化价值。
11.2, 12:45
我想，硬币的两面从不分开，但却有着永恒的距离。批评与实践，又或理论与实践，正如知识的两种形式（如福柯所说，可说的与可见的形式），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距离。一方呈现，另一方面就自动隐匿。隐匿并非消失不见，而是，在距离的另一端，以不可见的方式在场。
11.2, 12:56
East Midlands 机场，我身处‘距离’之内。从S城到日内瓦。候机厅内黑色皮椅面对面相隔距离大约一点五米，可供陌生人平静相处，亦可供百无聊赖之下的随机交谈。黑色皮椅背靠背的相隔距离大约零点一五米，耳鬓可及，却永不相见，正如硬币的两面。
11.2, 18:40
他说，二战后的思想、信仰危机也打破了批评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合作。建筑实践变得自我信赖，内部沉思；而传统的激进的批判思想则将它自己发展成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际化斗争，这集中体现在六、七十年代。
11.2, 18:45
我刚离开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日内瓦的一侧。已经是夜色。步行距离并不长，从湖畔就回到了火车站。火车在夜色中穿行，半小时后，我就将到达今日的终点，洛桑。它在日内瓦湖畔的另一侧。
11.3, 22:00
洛桑真是个美丽的城。提着鞋，光脚走在湖畔秋末的沙滩上。我在水与岸之间，恰如走在硬币薄薄的棱边上。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紧密相依，而又平静相隔。距离，既远又近。
11.4, 10:50
离开洛桑，前往Lauterbrunnen，离开大湖，前往高山。途经Bern, 少为人知的瑞士首府，要去看Renzo Piano的Paul Klee博物馆。
11.4, 11:05
他说，在当下后结构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认识论下，批判只能是个临时系统。从多元化的平台出发，今天的批判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领域地图。这就是他的‘当代建筑学的地形’。而我刚离开洛桑车站的一号站台，在瑞士自然变化的地形中行进。
11.4, 15:44
Paul Klee博物馆今年方完工开放。它门前的红色钢构，概念来自于一九三七年Paul Klee的绘画作品Unstable Signpost。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杰出画家，康定斯基的密友，曾是Bauhaus众多优秀教员中的一个。车窗外已经可以看到大山，火车正开往Interlaken。Interlaken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当地称之为双子湖。我从未见过如此贴近湖面的火车，轨道距离湖边，也就一米略多的样子。
11.4, 20:34
Lauterbrunnen是Jungfrau山区一个在山腰上的小镇。我躺在一间叫Valley Hostel的小旅馆的单人床上。这是个单人间，不超过六平方米，窗框漆成天蓝色，透过窗户，远远地可见山谷。
11.4, 20:56
他说，在厌倦了表现主义之后，六十年代从艺术界开始有两种思考意义的方式。一方是极少主义，而相对的另一方，是波普。他说把Mies解读成最后的古典主义是毫无意义的。Mies是极少主义，是材料主义。Mies，或者建筑学，不能像艺术的极少主义者那样与外界完全脱离，Mies的思想是从材料性出发。一九六八年，是现代运动终止，而后现代登场的一个标志。这一年，Mies的柏林国家美术馆建成开放，而Deleuze最重要的哲学著作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出版。
11.5, 20:57
他说，经验、历史和作品通过它们的写作交织在一起。它们使得建筑实践变得具有传达性和逻辑性。从职业工作之中逃离出来，从经验与工作的孤立的领域中逃离出来，是为了寻找值得聆听的言语。
11.5, 21:29
小旅馆的走道里，有各种各样前人留下的物品。其中居然有日本当红女作家江国香织的小说，台湾的中文版。“一下子便抵达终点，而那里却是一片荒野。”她这样描述她与情人之间的爱恋。旅馆的另一边有一大群吵吵嚷嚷的韩国人，而我住的这边小楼里陆续来了三队中国男女，都是在英国读书的年轻人。像我这般单身旅行的，并不多见。
11.6, 8:29
俯瞰山间云雾缭绕，并不十分难得，只要登山就行。然而坐在火车里看着美景，却是罕见。此刻，火车攀爬在欧洲之脊的Jungfrau山区里。突然，窗外地面就有了冰霜，再突然，雪山已经从窗外扑面而来。十六年时间，三百工人，九点六公里的高山铁路，在二十世纪初，梦想成为了现实。
11.6, 13:47
从山上下来，上了前往Interlaken的火车，两分钟后开车。这是一趟精确的旅行，有如这个国家的钟表。今天，我要经过Lucerne、Zurich，去Basel。一小时前，我在欧洲最高的火车站Jungfraujoch，海拔三千四百五十四米。在车站邮局，我寄了张明信片给家人，他们在遥远的中国。
11.9, 14:21
Herzog & de Meuron 的建筑，总是让我产生既近又远的感受。明明就立在街边，却总是有不在场的幻觉。是否当极少主义的艺术品安置在现实场景中时，它们就必定存在硬币的另一面，就必定带你去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必定让你体验那种遥远而又贴近的距离。Basel这个城，就因为这些个建筑作品，并不只是H&de M的，成为一个充满内在距离的城市。这种距离给城市空间最大的张力，可见或不可见。我现在Basel机场，阳光灿烂。这个机场留下了最后一个有关距离的趣味，它的一半属于瑞士，另一半属于法国。
（注释：“他”，西班牙建筑师和理论家Ignasi de Solá-Morales，巴塞罗那建筑学院的历史和理论课程教授；“他说”，全部来自于他1996年MIT出版的Differences: Top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一书。）
Two Forms of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e
Lu FENG
April, 2006.
Refereed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AHRA 3rd Annual Student Research Symposium,
Edinburgh, UK.
http://www.ahra-architecture.org.uk/events_2006_edin.php
April, 2006.
Refereed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AHRA 3rd Annual Student Research Symposium,
Edinburgh, UK.
http://www.ahra-architecture.org.uk/events_2006_edin.php
程序
冯路
（节选自《建筑趋势》Vol.2, 2005)
数字化对建筑学的影响早已在多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在设计手段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建筑形式的生成有了新的方式，例如对于三维曲面的控制；而数字化系统的运用，不仅使设计工作与工业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而且使得非标准化生产不再成为困难，这或可成为所谓后工业时代的象征之一。另一方面，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的虚拟建筑学也在数字化带来的新表现手段之下成为可能。形式问题，是建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程序对于数字化也是同样如此。因此，以程序与形式关系来比较数字化对建筑学影响的两方面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在前者中，程序更多地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虽然工具的使用常常反过来影响设计的形成，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程序并不具有主导性。而在后者中，程序成为中心问题，形式的设计生成过程就是程序的生成过程，建筑形式与程序形式二者被一体化。所有停留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图像都不过是数字矩阵的外观，不过是0/1基本数字在不同矩阵下生成的程序界面。程序并非局部地介入，而是成为整体过程的主导。
数字化的有趣之处在于，利用不同的编码使得两个简单的数字0/1能够形成不同的空间矩阵，并因此产生“程序”再进而形成系统。程序，作为数字世界的规则和法律，创造了与传统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如果说秩序是为了达到某种力量的平衡，那么程序带来了一种不断变换不断更新的动态平衡。并且，这是一种开放的和即时的平衡，而在此之下也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建立一种秩序，常常是为了追求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甚至是永恒。在程序之下，时间真正地被解放了，永恒再也不是建立在历史化形成的认知之上，而是还原为持续的时间本身，而同时空间在时间的发生中内在地丰富化了。空间的发生变化与时间形成内在的关联，它不需要传统的身体运动并因此带来连续的视觉感受，它仅取决于随着程序的运行而发生的感官体验。
（节选自《建筑趋势》Vol.2, 2005)
Image ©冯路，2006
数字化对建筑学的影响早已在多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在设计手段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建筑形式的生成有了新的方式，例如对于三维曲面的控制；而数字化系统的运用，不仅使设计工作与工业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而且使得非标准化生产不再成为困难，这或可成为所谓后工业时代的象征之一。另一方面，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的虚拟建筑学也在数字化带来的新表现手段之下成为可能。形式问题，是建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程序对于数字化也是同样如此。因此，以程序与形式关系来比较数字化对建筑学影响的两方面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在前者中，程序更多地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虽然工具的使用常常反过来影响设计的形成，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程序并不具有主导性。而在后者中，程序成为中心问题，形式的设计生成过程就是程序的生成过程，建筑形式与程序形式二者被一体化。所有停留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图像都不过是数字矩阵的外观，不过是0/1基本数字在不同矩阵下生成的程序界面。程序并非局部地介入，而是成为整体过程的主导。
数字化的有趣之处在于，利用不同的编码使得两个简单的数字0/1能够形成不同的空间矩阵，并因此产生“程序”再进而形成系统。程序，作为数字世界的规则和法律，创造了与传统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如果说秩序是为了达到某种力量的平衡，那么程序带来了一种不断变换不断更新的动态平衡。并且，这是一种开放的和即时的平衡，而在此之下也形成新的时空关系。建立一种秩序，常常是为了追求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甚至是永恒。在程序之下，时间真正地被解放了，永恒再也不是建立在历史化形成的认知之上，而是还原为持续的时间本身，而同时空间在时间的发生中内在地丰富化了。空间的发生变化与时间形成内在的关联，它不需要传统的身体运动并因此带来连续的视觉感受，它仅取决于随着程序的运行而发生的感官体验。
Shanghai Xintiandi: Heterotopia, Public Space, or Private Utopia
FENG Lu
Refereed conference paper
Asian Mega-Projects: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 Pacific Architecture
June 9-11, 2005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http://www.arch.hawaii.edu/symposium/
FENG Lu (2005), "Shanghai Xintiandi: Heterotopia, Public Space, or Private Utopia", in Asian Mega-Projects: Proceedings for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 Pacific Architecture, eds. David Rockwood and Li Xiangn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Refereed conference paper
Asian Mega-Projects: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 Pacific Architecture
June 9-11, 2005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http://www.arch.hawaii.edu/symposium/
FENG Lu (2005), "Shanghai Xintiandi: Heterotopia, Public Space, or Private Utopia", in Asian Mega-Projects: Proceedings for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ia Pacific Architecture, eds. David Rockwood and Li Xiangning.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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