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一个作为差异地点的极端形式

冯路
(发表于 《时代建筑》2002/5)

ABSTRACT：作为一个处于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中的都市建筑空间，仅仅从旧城改造的城市设计视野以及建筑设计的某些角度来评析，或者单以简单粗暴的文化姿态对其进行批判和拒绝，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本文试图利用福柯的“差异地点”概念作为路径来组织众多线索，以求通过一种独特的切入方式而获得对新天地的另种阅读。

KEY WORDS：差异地点（heterotopias） 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 全球化 地方性 消费 时空 开关 媒介 戏拟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都市空间是各种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能够理解都市文化对立足其中的建筑所具有的巨大影响，那么，追究“新天地 ”在都市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是解读当代上海---作为中国都市的一个范型---所显现的都市空间状况的一个契机。但是，仅从旧城改造的城市设计视野以及建筑设计方法论上对“新天地”进行评析，又或者仅以简单粗暴的道德姿态对其进行批判和拒绝，都不足以全面了解当下都市空间的复杂状况，我们或许需要多个层面的视角来帮助认识中国当代都市文化对中国当代建筑的深厚影响。
“新天地”，以一种异常特殊的方式存在于都市之中，它真实存在而又充满虚幻的景象。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谈论空间问题时，针对某些特殊的“基地（site）”提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概念：差异地点（heterotopias）---以此来描述那些处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空间对象；因为差异地点所包含的复杂性内容，福柯利用差异地学（heterotopology）来对其进行解说。 而我认为，差异地学的诸项原则恰可作为分析新天地的一个有趣的契机或者线索，我将依此展开新天地这一建筑空间与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

文化
差异地学第一原则：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差异地点。此外，相同的差异地点，会根据它所在的文化的共时性，而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全球化是当下世界性的文化语境，而全球化之下的消费主义和“全球地方（Glocal） ”正是解读“新天地”之发生背景的有效参照。
消费主义，是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有着深刻的认识：“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体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含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 。以商业行为结果为第一性的新天地，毫无疑问是当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的产物，而“新天地”建筑空间的主要构成要素---老上海石库门里弄---作为一个符号而具备了多重的消费意义。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建筑界的“欧陆风”热潮所表达的一样，“怀旧”这样一种时尚文化突显为“新天地”建筑外空间的主要影像，然而，这种“怀旧”在实质上所反映的不过是历史通过做秀而成为消费的对象这一事实状况，它也是当代消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恰似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的对象更主要的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其作为符号代码所表现的某种关系，对历史建筑的消费，同样不在于历史建筑本身所记载的真实面目而仅仅在于一种文化姿态，一种把历史作为地方性资源纳入当代文化的政治策略。图像化是当代消费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形象替代语言成为当代艺术的主导性要素。石库门里弄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新天地”抛弃其垂直向度的时间及记忆而表现出一种平面化的图案特征，进而毫不费力地与各种当代设计材料及手法拼合在一起，正是视觉文化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之下的狂欢。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发明”历史逐渐变成了各地迫切的文化需要，正如全球化在推行中必然与当地本土特征相结合而无法成为完全单一的统一模式，地方性在遭遇全球化之后进行的自身重建过程中同样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影响而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这样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的复杂的状况，在我看来，正是“全球地方”的真正特点，也是生产出新的“全球地方”之历史的直接原因。上海对于自身地方性意识的重建，不但在于其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对于填补文化真空的直接需求，而且也正是处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自然反应。而唯一能作为适应当前需求的上海本土历史资源，只能是开埠以来半殖民地状况下的繁荣景象，何况这种景象的里面更早已蕴含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潜在内涵。因而，从“欧陆风”到“新天地”都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它们自有其背后社会文化的清晰文脉。
“老上海怀旧更多地不是渴望回到某种熟悉的过去，而是进入与过去的‘形象’有某种联系的未来。换句话说，如今复兴的上海试图以旧上海为他者对自身的繁荣进行界定。或者说，重新进入世界主义进程的上海，将半殖民地时期的世界主义的历史景象，投射到自己未来的发展中去。……既是一种与现代性、地方性知识的重建相关的文化想象，更是90年代中国一种高度消费主义的文化现实。”

时空
差异地点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并且通常与时间的片断性相关。在福柯看来，与差异地点关联的时间可表现出永恒与瞬间不同倾向，他将博物馆与图书馆作为无限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看作追求永恒性的地点，而把度假村和游乐场当作节庆差异地点并认为它们指向绝对瞬间（chroniques）。 “新天地”的建筑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则表现为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与节庆差异地点的重合。石库门里弄的建筑局部保留着一定的时间积累，而同时其作为娱乐消费的对象体现出瞬间的特性。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新天地”的时空构成就在于彼此相异的建筑空间组合并同时模糊了其时间向度上的区分。老上海石库门里弄的空间形态，在改造之后的“新天地”里，只做了局部的保留，更主要的应对策略是部分保留原有建筑而拆除其余部分以形成道路或广场，这个建造的过程记录着一个新的事件发生的过程。建筑物在这一过程中，有如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褶皱”，首先具有了与自身的差异。旧的历史消解之后，空间摆脱了时间的连续性和纵深感，由此而转化为具有共时性的若干个“图层”并叠加在一起。在“新天地”之中，时间以两种方式加入到空间之中形成复杂的时空关系：其一与人们现时的体验直接相关，连续性的时间是使得空间产生流动并获得秩序的前提；其二与人们历史的认知密切关联，历史性的时间使得空间成为跳跃的片断，有如电影蒙太奇所表现出来的剪切场景。当初现代主义运动重新把时间纳入空间维度，空间因而具有了丰富的意义，时空延续成为现代建筑语言的第六项原则 。而在当代，时间以更复杂的方式介入空间之中与之构成“时空分延”。
这种全球化之下的“时空分延”体现在“新天地”之中，不仅在于同一地点的不同历史时间的关联，还在于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拟像。“新天地”所保留的石库门建筑因为其与西方历史性的关联，经过重新包装之后，作为上海本土的一种文化想象与当代西方继续着他们的暧昧关系。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人们之所以会对上海的都市风景线啧啧称奇，并不是因为上海这座都市本身所独有的魅力与光芒，而是它作为一个符号，指涉着一个尘世间终极性的目标：西方/欧洲/巴黎……套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上海在这里只不过是上述理念物（西方/欧洲/巴黎）的摹本，一个折射出来的飘忽不定的投影。上海的价值与成功全在于它与欧洲母体/原型之间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当下，上海虽然与从前的情形已经大相径庭，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建筑空间作为城市感知的主体仍然具有异域想象的功能，并由此而达到新的世界主义的图景。“新天地”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载体，承担着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域的空间想象力。

开关
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以隔离或使它们变成可以进入。…为了进入，我们必须得到一定的许可，并作出某种姿态。…有些差异地点看来好似全然单纯地开放，但是它们通常仍隐藏了奇怪的排他性。认为任何人都可进入这些差异基地，只不过是一个错觉：我们认为进入了我们身在之处，但是就进入的事实来看，却被排斥了。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在全球化之下的新的城市有一种不可逾越的差别出现在两种类型的城市使用者之间：小部分国际商人（新的精英）和大部分低收入的“他者”（下层社会）；而城市景观取决于新的使用者：全球化压缩要求资本流动所需的城市中不断扩大的战略空间，它严厉剥夺了原有的城市使用者的空间，特别是那些无权使用全球化空间的空间形式的人。这种剥夺的简单模式是采用各种手段迁离某个地点的原住居民，而更进一步的方法是接着把该地点变成有限准入的空间，虽然这种准入并不是以看得见的开关来控制。“新天地”在以消费主义的时尚重新解释着城市的历史的同时，结合当代新的设计品位，制造了新的关于小资/中产/新富人的审美标准以及权力形式。而建筑做为一种媒介（media），起着潜在的“开关”的作用。
“新天地”表面上作为公共空间对整个城市开放，然而它与衡山路酒吧区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空间组合形式的区别：前者以小型广场/院落的方式整合数个不同的单体建筑，具有明显的阴角空间，建筑内外空间融合为一体，中心广场/院落成为酒吧的一部分并提供了很好的视觉交叉景观；后者以街道空间作为贯穿要素连接各个单体建筑，并且由于车行道的隔绝使得街道两边无法成为一个高度结合的整体。与此相关的，二者还有更为重要的区别。如果说衡山路因为其担当城市街道的功能而成为完全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那么，“新天地”则可由于其内向性成为非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它可由“开关”控制，成为一种“有限公共空间”，只鼓励部分人员进入而成为一个差异地点。这种控制方式，是把建筑纳入其信息传播系统，共同担当媒介的作用。建筑担当这种作用可以大致分成三种途径。其一，建筑作为文化消费符号出现在其他媒介中，和特定的消费品一起构成一个审美整体；其二，其它媒介以建筑作为载体，结合在建筑表面之上，以广告等方式传播信息；其三，建筑自身通过形象直接给人以特别的信息。在这其中，媒介发生着多重的作用---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的“媒介即是讯息”---媒介不仅仅是载体，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

戏拟
差异地学的最后特征：“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觉性的（或许，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 ” 后者的角色，在福柯看来，为大部分的殖民地所扮演着。
在全球化之下，后殖民话语将陷入一种含混的境地。例如李欧梵认为侯密•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戏拟”---殖民戏拟就是对一个变了形的但可辩认的他者的欲望，他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个差异的主体---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殖民客体的“部分代表”也同时可以既谦卑又带颠覆性。 “新天地”，毫无疑问表达着当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新的文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无论是李欧梵所说的“中国世界主义 ”还是侯翰如所说的“上海式现代性 ”都指明了这样一种全球/地方的双重意义。
最后，我想用福柯对差异地点的定义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同时,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实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地，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的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拟地点的差别，我称之为差异地点。”

注释：
1 新天地，本文专指位于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太仓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由上海老式石库门房子改造而成的休闲娱乐区，其中包括酒吧、咖啡馆、西餐厅以及精品店等。
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 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
3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全球地方（Glocal，Global + Local）的概念，他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地方性。
4 季桂保，“后现代境域中的鲍德里亚”，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62。
5 包亚明 王宏图 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38。
6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 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6。
7 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席云平 王虹 翻译，现代建筑语言，（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1988）：51。
8 包亚明 王宏图 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02。
9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 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10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何道宽 翻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 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
12 李欧梵，毛尖 翻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3。
13 李欧梵，毛尖 翻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7。
14 侯翰如，“从海上到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2000上海双年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
15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陈志梧 翻译，“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