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乌托邦: 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职能

冯路
(节选自《建筑师》2002/10，总第100期)
*本文也是"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研究论坛" 2001年学术年会发言稿
http://www.ccabbs.com/html/35/200507127165.html
http://bbs.ccabbs.com/post/print?bid=49&id=11564


摘 要：本文主旨在于尝试为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职能做一个框架性的思考。文章从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对于建筑伦理的追问开始，主要从建筑师社会职能的简要历史回顾以及中国当代建筑师面临的传统及当代全球化背景等方面展开并梳理当代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处境。

关键词：社会职能 伦理 传统 消费主义 媒体 全球化 地方性

难道建筑不会继续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越来越令人迷惑的世界中找到位置和方向吗？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谈到建筑的伦理功能，“伦理的”（Ethical）衍生自“精神气质”（ethos）。
我们谈及某种社会的精神气质时，指的是统辖其自身活动的精神。对建筑的伦理功能，我指的是它帮助形成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
----------《建筑的伦理功能》

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而言，建筑师的社会职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与差异。这种冲突与差异在表面上可以解释为建筑师的个人或群体的专业能力和迅速发展及日渐成熟的市场之间的不相匹配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计划体制下的设计单位工作方式与组织结构面对商业化的市场所表现的力不从心，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纳入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背景之下展开讨论，将有益于更深入地分析当代中国建筑师所面临的困境并思考前行之路。
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曾经在《空间•时间和建筑》里提出建筑面对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而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则由此引申出来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说建筑的任务是诠释，是什么意思？建筑师能利用何种诠释工具呢？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其次，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什么生活方式是可取的？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取的生活方式吗？ ”这样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当代建筑师面临社会需求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建筑师关注何种诠释工具以及如何面对时代的反应就是建筑师何以应对社会的基本途径。要梳理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历史来了解建筑师与其社会职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要面对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处境，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建筑师这一职业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关注当代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建筑师活动的深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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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多个层面上投射到当代中国建筑师与社会的关系之中。
首先，消费主义随着全球化而扩展，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 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之重点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一种系统化的符号关系，因此，“物”要成为“消费”对象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的而是因为其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才成为“消费”对象。 无可避免的，建筑以及空间也被纳入这样的消费主义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常常被开发商所决定，开发商所遵循的不过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游戏规则：一切从消费出发，使空间级差化以适应消费阶层的划分。我们在很多城市的开发进程中常常能看到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例如弱势群体被剥夺原有的生存环境，只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消费价值。建筑师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我们帮助推行的是怎样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呢？
其次，全球化使得媒介得以在整个世界蔓延。媒介把握着世界的判断标准，由此我们被告知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值得追随的，什么是必须抛弃的……由于媒介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关键性和领导性的地位，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媒介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尽管对待文化入侵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他仍然结合S•霍尔（Stuart Hall）对媒介的认识---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领导，当代媒介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我们才得以得出一个“整体的世界（world-of-world）”---而承认媒介参与了文化变迁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中国当代的建筑师如其前辈一样逃脱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更为依赖。媒介的高度发达不仅使得这种依赖或者说模仿具有了技术性的支持，而且使得价值标准本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面对这种无法逆转的文化变迁，建筑师该怎样面对身处的时代？我们是追随全球标准的统一化进程，还是需要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
此外，全球化之下的地方性建构正成为一个复杂的事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全球地方”（Glocal，Global + Local）的概念，他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地方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经济力量逐渐强大的今天，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体系的重新建构日渐重视。随着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过程之下进行的地方文化建构，当代中国建筑也表现出新的文化倾向，例如上海石库门建筑改造而来的“新天地”。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建筑师该怎样参与这一知识重建过程？我们何以应对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辩证关系？
经由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轨迹，到当代面临全球化的深厚影响，我们或许发现当代中国建筑师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无法推卸的社会职能，而另一方面，这种职能却展现为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何去何从？也许，哈里斯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理想的支点：“建筑有一种伦理功能，它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建筑的任务之一是保留至少一点乌托邦，这点（乌托邦）必然会留下、并应该留下一根刺来，唤醒人们对乌托邦的渴望，使我们充满有关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想。”